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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天，我就跟着他跑上跑下，檔案關系直接提了封進了保密區，各方面的履歷又篩選了一遍，連近期的通話記錄都過了一遍。鄭強問我和張晨是什麽關系，我想了想，回了一句：“鬧掰的朋友。”

我們曾經是朋友，現在鬧掰了，感覺這形容最貼切。

手續都辦得差不多了，鄭強先給我轉賬了三千塊，我問他什麽錢，他說買保險的，我特別詫異地瞅了一眼他。他依舊笑得跟個彌勒佛似的：“公家有公家的保險，這是額外叫你買商業保險的，每年特批一份，跟我們幹這行危險系數一點也不低，你多買份保險，我也多安心一些。”

我無話可說，只覺得上了一艘賊船，但上都上了，也沒有臨時反悔臨陣退縮的打算。

随便找了個網絡的保險申請，專門管意外事故的，交了一年的保險錢，受益人需要對方的身份證號碼，我想了又想，竟然只記得張晨的。

于是鬼使神差地留下了他的姓名電話和身份證號。

第二天坐上卧鋪，準備前往漢東，因為不是旅游旺季，買到了兩個下鋪，整個車廂裏也沒多少人。鄭強比我大了将近二十歲，他讓我喊他鄭叔就行。路上，我問鄭叔為什麽不做飛機或者高鐵，鄭叔回了我一句省錢，他的差旅費級別夠了，我的還沒夠。

我認真地詢問了我自己的級別，得知自己已經從處級幹部，變成了最基礎的辦事員，卧鋪票301元整，多出的1塊錢還要我自行墊付。

鄭叔把被子鋪平了，舒舒服服地躺下了，他說:“這也怪你，沒事辭職幹嘛呢？辭職之後又消失了一個月，聯系不上人，過往的關系都清空了，自然要按照最低級別來算。”

“……新來的大學生級別都比我高吧，鄭叔。”

“是的，受刺激了吧？”

“那您跟我說的事态緊急，必須盡快趕往？”

“是很急，但也急不來，我們捋一捋思路，不要再被牽着走了。”

“那您給我些資料？”

“都在我腳底下的包裏呢，你自己翻着看一看，我先去睡一覺了。”

話音剛落，鄭叔翻個身就睡着了，我一邊想着他未免對我也太放心了，一邊拿了他的包，抽出了一個牛皮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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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紙袋的封口處有一串無規則的數字和字母，除此之外，連封口都沒封，繞開線就能輕松把裏面的文件拿出來了。

最上方的，是一封匿名舉報信。

火車搖搖晃晃，發出有規律的铿锵聲響，我一開始看得很快，到後來越看越慢，看到最後，見到了落款——一個已經同流合污的罪人。

信是用最普通的A4紙打印的，舉報信的時間在半年前。

我放下了這封信，開始查看其他的文件，有舉報人提供的證據，也有鄭叔他們之前搜集的證據，翻完了文件夾中所有文件，即使憑借我唯一的一次舉報經驗來看，文件袋中的所有資料，加在一起也無法印證舉報信的正确，簡而言之，證據不足。

我又重新翻出了舉報信，試圖從中找尋一些線索，和舉報人的心理。

這封信讀起來有點像述職報告，可以看出寫信的人平時與筆杆子沒少打交道，他用簡單扼要的語言講清了舉報內容，舉報漢東領導班子以權謀私，侵吞公有財産，收受賄賂，嚴重阻擋了當地私人企業的發展，文字下方是一連串的表格。

舉報信裏重點講了三件事，一是漢東老城區改造項目內定招标企業，二是漢東扶貧資金發放遲緩，部分資金走向不明，三是上報稅收與實際稅收存在嚴重偏差。

這三件事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發生，但情節都不嚴重，數目也不會差得離譜。如果這封舉報信是真的，那漢東将會刷新過往已曝光的腐敗的金額上限。

但問題在于，舉報人自身無法提供強有力的證據，巡查組的人前去漢東調查取證了小半年，順着裏面的項目一項項地查，卻查不出任何大的問題，小問題雖然有，但并不在觸犯法律的範疇內。

由此基本可以判定，這封舉報信雖然言之鑿鑿，但并不具有真實性，這是我看過所有材料的觀點。但此刻，我與鄭強坐在趕往漢東的火車上，就可以證明這件事存在貓膩，受了工傷的我那些并未謀面的同事們，更能從側面證明這一點。

我将材料一一放回到了牛皮袋裏，又将牛皮袋重新裝回到了鄭強的包裏，長久的閱讀讓我的腦仁疼了起來，只好擡手揉了揉眉心，又躺了下去，鑽進了被窩裏。

剛合上眼，就聽見了叮咚的手機聲響，反應了一會兒，才意識到是新手機的鈴音——昨天鄭強給了我一部國産機，換了我原來的手機，說是比較保密，我也辦了新的電話卡，剛剛正是接收到短信的聲音。

我睜開眼睛，看到了一串倒背如流的數字，想了想，還是點了進去。

“陳和平，我今天剛回國，別的我不想再多說了，漢東那邊水深，你自己多加小心。”

他這句話甚至是有些擔憂的，我想了想，回了他兩個字“謝謝”。

我們坐了一夜的火車，終于到了漢東。并沒有什麽接待人員，于是下了車就要排長長的隊伍等着打出租車。

鄭強還有心情打趣兒我，他說：“有段時間沒自己排隊打車了吧？”

“我一直公交車上下班啊，”我特淡定地回他，“倒是您，不出公差的時候幾乎不用腿兒的，出公差還要排大隊，有沒有心理落差啊？”

“你這小子。”鄭強拍了拍我的肩膀，一下子就笑了。

我們終于等到了出租車，到了一個小區內的租房內，在那裏見到了兩男兩女，都是巡查組之前過來的同事。

鄭強向我介紹：“李洋，陳凱，王海陽，徐冬冬，這是陳和平。”

李洋是個三十多歲的消瘦漢子，正在噼裏啪啦敲鍵盤，聞言向我點了點頭。

陳凱年紀大一點，四十出頭，正在打電話，也揮了揮手。

王海陽和徐冬冬是兩位女士，女士的年齡是秘密，正在整理資料，王海陽白淨一些，徐冬冬帶着一副黑邊框的眼鏡，兩個人都沖我笑了笑。

我挨個打了招呼，鄭強直接扔給了我三摞文件：“你以前不是在經濟委幹過麽？來看看這些文件，有沒有什麽問題。”

我捧着這三摞文件，還有點吃力的。

鄭強笑了笑：“沒歡迎晚會了，幹活吧，小夥子。”

“成，就是我挺久沒看過這些東西了，效率可能不太快。”

“沒關系，看得懂就行。”

于是找了個空地兒開始幹活，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看過這些合同，一開始還有些不适應，但很快進入到了狀态裏。

中午的時候鄭叔叫了外賣，一群人放下手裏的活開始吃外賣，一邊吃一邊交流上午的收獲——沒有任何收獲，一切能拿到手的文件都完美無缺，連差錯都精準得自然，電話沒有問題、款項沒有問題、合同沒有問題、立項沒有問題，既然紙面上找不到什麽問題，那只能暗中走訪看看了。

常叔率先問了我的想法，我提議走訪，卻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對，原因無他，我的兩位同事就是在走訪途中發生了意外，至今還在重症監護室。

鄭強之前說的“工傷”竟然這麽重，也難怪消息靈通的人不願意進巡查組，來漢東趟這一攤子渾水。

“怕了麽？”鄭強問我。

“怕，但畢竟是工作，總要去做，您說對吧。”

鄭強舒了口氣，拍了拍我的肩膀：“暫時放棄走訪，我再弄些文件出來，大家先看看。”

我那兩位還躺在醫院裏昏迷的同事，一定是發現了什麽，才會遭遇報複，我問李洋他們是如何受的傷，李洋的表情很平靜：“一個走在路上，六樓的花壇被風刮落摔到了腦袋上，一個是車子下雨天行駛，路上遇到了水坑，沒注意，結果路面塌方，連人帶車都掉了下去。”

“聽起來都像是意外。”

“看起來也像是意外，”徐冬冬補了一句，“兩次意外中間還差了幾十天，查不到丁點貓膩。”

“但這世上哪裏有那麽多的意外。”

我說了這句話，徐冬冬艱難地扯了個嘴角，她說：“我其實也害怕了，但怕也不能後退，我們如果退了，就真的沒人查了。”

下午的調查依舊沒有什麽進展，徐冬冬和王海陽下樓買了菜，做了一桌子飯菜，還買了幾瓶汽水，新的同事們歡迎我的加入，我也請他們多多關照，氣氛還算愉快。

飯吃了一半，鄭強的電話響了，他沒出去直接接了電話，我們就眼見着他臉上彌勒佛一樣的笑瞬間消失，握緊了手中的手機。

他輕聲回了一句好，挂斷了電話。

在我們的視線中，他紅着眼說：“鐘勇走了。”

鐘勇就是那個遇到車輛塌方的同事，他的病情原本已經穩定，醫生說，這幾天就有希望清醒，但誰也沒想到，發現異常後三分鐘不到，人就沒了。

這些是在趕往醫院的車上，徐冬冬帶着哭腔告訴我的，我們一行人匆匆趕往醫院，當地調查人員已經到了現場，開始核查死因，鄭強一路都在打電話，通過特殊途徑申請人手援助，現場能看到不少穿同樣制服的人。

我們都知道鐘勇死得蹊跷，但忙碌了一夜，依舊無法找到任何線索——完美無缺的“恰到好處”的病情惡化搶救無效。就在這天夜裏，在同事們輕微的哭聲裏，我第一次意識到了，權利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