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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麽？”

我也只能說出這兩個字了。一環扣一環，與張晨相關的每一件事，都成了我生命中的污點，到最後，我失去理智的那一夜，換來的也只是欺騙。張晨的自信不在于我會下不去手，而在于他掌握了我所有的把柄，攥着所有能讓我不得翻身的證據，一旦我脫離掌控，就能立刻讓我下馬。

我無法完全否認這些事實，因為我的确操作不當，違規在前，只是幕後人将小的錯誤輕易擴大成大的錯誤，移花接木，讓我無從辯解。從三位調查員的表現中，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并不會信任我的話語，更多的是例行公事般的審問，所有證據鏈條非常明确，得出的結論也難以發生變化。

我能做的，只是盡量在交談中提及我要親自送到中央的證據，并希望組織能夠給予關注和調查，而他們并未對這件事給予什麽回應。

我反複接受了一周左右的調查，同樣的問題反複在問，我沒有撒謊，應對起來并不難，但我精神上疲憊不堪，搖搖欲墜。

我吃得不多，喝得也不多，整個人都打不起什麽精神。我在想鄭東陽會不會采取什麽行動，但又想依照他的性格，在我進去之後，恐怕做不到破釜沉舟地搏一搏，又想起鹿市近階段的工作重點，但鹿市有高效的領導班底，并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離開，而産生非常大的動蕩。

我當然想到了張晨，我在想這一切是否都是他設下的陷阱，還是他身後的親友做的局，事到如今，我依然不願意相信，張晨能夠做到這個地步。

于是在一日例行的審問後，我開口問了我對面的調查員：“涉案的張晨，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裏麽？”

“他出國了，”我沒想到那人輕易地告訴了我，“他一直有國外的綠卡，涉案的情節也不嚴重，帶着老婆孩子重新開始了。”

我閉上了雙眼，感覺自己已經失去了呼吸的能力，理智告訴我不應該聽他一面之詞，該去自己去探尋真相，理智卻也告訴我他沒有理由欺騙我，張晨的的确确已經離開，和他名義上的妻子和孩子一起。

“送您一個消息，張晨與他妻子，只是簽署過離婚協議，手續還沒辦，您就算和他去了民政局，也是重婚罪，算不了數的。”

“這樣。”

“您在鹿市幹得很好，省委的領導原本打算年後将您提職，您得知這個消息，會覺得悔恨麽？”

“你未免知道得有些多。”

“有些事，您也管得太寬了。”

我睜開了雙眼，看向那位調查員：“你是那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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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那位的人，只是一個調查員罷了，您也不用擔心，李家的姑娘鬧騰好幾天了，您這邊也沒有太多的原則錯誤，應該很快就會放出去了。”

我該覺得高興的，畢竟囚禁在這裏的滋味并不好受，但我心中生不起一絲一毫的喜悅，無力感絲絲麻麻纏繞在我的胸口，我感受到了當年在漢東的病房中的絕望，又一次，我輸得幹淨徹底。

調查員走後，我回到了裏間，那裏只有一張床，四周都沒有窗，我開着燈，躺在略硬的床上，眼睛盯着上方的白熾燈。

這時候應該回想點過去的事，以短暫地麻痹現在的大腦，讓神經輕微放松，仿佛能規避現在遇到的磨難，不必再去想未來怎麽辦。

我逼迫自己去想，我告訴我自己，現在無需故作堅強。

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那個男人還沒有去南方，我們一家三口還在一起。我記得我們居住在平房院子裏，院子裏種滿了鮮花，天氣熱的時候，總能聞到花香，我在不大的院子裏迷了路，卻一點也不慌張，要不了多久，總會有把我拎出來，再細心地對我說：“該走啦。”

去哪裏呢？或許是去百貨裏買些東西，或許是去外公家串個門，我坐在前面的車框裏，有時候路上會遇到賣糖果的，我眼巴巴地瞧着賣糖果的大叔，不一會兒，那個男人會買一把糖果，塞到我的懷裏，悄悄地對我說：“不要告訴你媽媽。”

我半懂不懂地點了點頭。

但後來一切都變了，那個男人去了南方，變成了所有人都不認識的模樣，而我的母親，踩着漂亮的紅高跟鞋，用生命祭奠了她的愛情。

我想到了我的爺爺，那個善良的、正直的老人。

我記得他抱着我嚎啕大哭的模樣，也記得他指着我，對其他試圖給那個男人勸和的人們說：“這孩子以後跟我姓，他是我陳家的孩子，我養他。”

他帶上了老花鏡，用斑駁的手指翻過我的作業，一點一點地為我講解要點。他拎着菜籃子，慢悠悠地溜達回家，籃子裏肉多菜少，他笑眯眯地說：“給我的大孫子加餐。”

他在我第一次捉弄了同學的時候，抄起掃帚打我，打累了卻抱着我偷偷地抹眼淚。他在大半夜睡不着覺，跑到我的房間裏，用幹癟的手摸着我的臉頰，又悄悄地離開。

他改正了我所有隸屬于父親的冷血和狡猾，他将做一個好人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了我靈魂的深處。

但我還是失去了他，在那個冰冷的夜裏，送他走了最後一程路。

我難以遏制地想到了張晨。

我不後悔遇到他，跟他成為兄弟，回想起少年的時光，依舊能感到溫暖和愉快。我最後悔的是沒有把握住底線，越過了兄弟的範圍，和他當了炮--友、當了情人又單方面視對方為伴侶。

如果只是兄弟，我或許沒辦法做到這個地步，也不會越陷越深，踏進這趟旋渦裏。

我想不到什麽歡樂的事，也生不出多少難言的恨，成王敗寇，不過如此。

唯一過不去的坎，在于我從未想過利用他去搞他的家人，他卻能輕易地出賣我，讓我所有的籌碼清空，做得幹淨利落，讓我連借口都無法為他找到。

誰能知道那天夜裏，我和他在哪裏對供詞？

誰能輕易地在我的電腦裏做一些手腳，并不為我所察覺？

誰能将我的貼身用品哪走，誰能輕易地叫我變更原則？

只有張晨，只有他能做到。

他為了他的母親，選擇放棄了我，但倘若我與他對峙，他也不會說出什麽歉疚的話吧，他或許會理直氣壯地說：“我救了你第一次，救不了你第二次，誰叫你非要同他們作對呢？”

我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我忘記了我一直說的那一句話。

我和張晨，從來都不是一路人。大學是一道分水嶺，我們早該疏遠劃清界限，不該再接觸了。

那些肉--體交纏和短暫的歡愉，如一場過于荒誕不經的夢，總有現實戳破幻想，叫人猛然驚醒，恍然回頭看，已經浪費了那麽多年的光景。

我所有的感情與信任，終于灰飛煙滅，落得幹幹淨淨。

又過了三天，調查員帶來了紙與筆，我向他要了一根煙，一邊抽着煙，一邊手寫好了辭職信。原則上應該是開除當籍，再走後續的程序，但違規操作并不嚴重，再加上部分證據不太致命，還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間。幕後人當然想讓我進監獄，但架不住李婉婷苦苦哀求——她爸爸遞了個條子，這件事輕拿輕放，我甚至頗為“體面”地有了寫辭職信的機會。

我在狹小的書桌上，攥着鋼筆，寫着我的辭職信——這是我第二次寫辭職信，第一次是為了躲張晨。想到當年的潇灑，我竟然有些羨慕，羨慕那時候有勇氣重新開始的自己，不過幾年，我竟然怕了，又怕又舍不得——我愛我的工作，我愛我所從事的事業，但我現在已經沒有資格繼續做下去了。

鋼筆尖劃過信紙，寫下了一個又一個字，我感謝了組織多年的栽培，等到了辭職原因的時候，大腦卻一片空白。

我費力地想了又想，也找不出一個辭職的理由，于是擡起頭，問那位調查員：“一般這時候辭職的人，都會寫什麽理由？”

那人冷笑着說：“99個人停職查辦了，也就你，有人護着還能寫份辭職信。”

“哦，這樣。”

我捏緊了筆，寫下一行字“我深感身體不适，難以應對未來的挑戰和相對複雜的工作……”，寫完了這行字，我自己都笑了。

我終于寫完了辭職信，遞給了調查員，他單手接過了信紙轉身離開了，于是逼仄的房間裏，又剩下了我一個人。

提交好辭職信的第二天，我走出了這幢房子，雙腿因為許久沒有動彈，而不得不扶着樓梯，有些謹慎地向下挪，當我走完了最後一階臺階，再擡起頭，恰好看見李婉婷沖我笑。

她的臉上抹着極薄的粉，粉紅粉紅的像剛剛成熟的蘋果，手裏拎着一個大號的袋子，她就站在原地，向我揮了揮手。

我也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該怎麽面對這個被我拒絕，又竭力撈我出來的女人。

她等了一會兒，聳了聳肩，小跑着到了我的面前——她一把抱住了我，摸了摸我的後背，說：“陳和平，你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