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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那個晚上沒有抽煙，而是在黑暗中親吻彼此，熟稔地沉浸在對方的身體裏，讓快/感沖刷掉不該有的理智。

第二個早晨，他依舊在睡，我為自己打好了領帶，抻平襯衫的褶皺，我推開了門，轉身關門的時候卻撞上了他睜開的眼。他側過身躺在床上，靜靜地看着我，我也沉默地看着他，過了幾秒鐘，我将門緩慢地關上，擋住了他的視線。

沒有人能一輩子開心快樂，平安順遂，總會經歷些磨難。

人生的每一步路靠自己走過，甜也好，苦也罷，總歸要靠自己去走。

當年不願意離開的是我，如今不願意繼續的也是我，我下了決定，無論張晨做什麽，都不會再改變。

我走出了監獄，眼前仿佛還能看到張晨躺在床上看我的模樣，他的眼裏沒有驚訝也沒有恨，我知道我的感覺并不是錯覺，他知道了我要做些什麽，正在試圖挽留我。

但我與他之間的問題，并不是做幾次能夠解決的，我漫長的回憶裏，他留下了難以泯滅的痕跡，每一道痕跡都是一刀穿心。

我想對得起我自己，就該放過我自己。

我坐在後車座上閉目養神，電話鈴音驟然響起，我接通了電話，貼在了耳側：“你好，我是陳和平。”

“陳和平，”鄭東陽的聲音自話筒傳出，帶着濃重的笑意，“恭喜你，你離婚了。”

“手續都辦好了麽？”

“辦好了，叫我秘書給你明天送過去。”

“謝謝。”

我沒再管他要說什麽，利落地挂斷了電話，塵埃已定，剩下的，只有不久之後的告別。

我的頭有一點點疼，手指揉｀捏着太陽穴，有一些煩雜的、瑣碎的記憶一一湧現，又被我逐個壓了回去。

只剩下清晰的一條訊息——我和張晨終于離婚了，從法律意義上，分割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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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肉/體溫存，今日悄然割裂。

而我竟然也不怎麽難過，反倒是像終于甩開了一個包袱，但被壓得太久了，暫時還體會不到飛揚和輕松。

就在這個時候，白先生打電話給我，非常平靜地說：“我快死了。”

“那你打電話給我幹什麽。”我很詫異這個問題，于是就問了，說出口才發覺的确有些誅心了。

但我一想到我的母親，就很難生出什麽父慈子孝的心思來，況且他從未養過我，只是将我視作他財産的接替人罷了。

“我知道你做了一個人的打算，給你聯系了一家代孕公司。”

“謝謝，不需要的。”

他沒有再勸我，直接挂斷了電話。

我讓司機掉頭，沒再去公司，反而回了爺爺的房子，早些年這地段說要拆遷開發，剛進入籌備階段，上頭就下了文件，把這塊地方劃成了不得建高建築物的區域，開放商買地當然是想建高樓的，文件一下，這麽多年了小區一直很安寧，完整地維系了當年的模樣，我派人定期去整理，因而房子還能住人。

但這些年的好生活還是有點後遺症，我連換床單的手法都生疏了，秘書特地發訊息問要不要安排保姆上來收拾，我想了想，沒難為自己，叫別人上來了。

保姆簡單收拾了房間，做好了飯，我打開老舊的電視機，電視機裏正在播放新聞聯播，這或許是這麽多年來唯一沒變的東西，我拿了一袋開口松子撥，撥了一會兒，才發現手指有些酸疼了——太久沒幹這樣的事，皮膚也矯情了，并不太願意承認，自己的身體在走下坡路。

上床休息的時候，床板擱着也不舒服了，沒什麽記憶裏熟悉的感覺，只是想着，走的時候得和人要一份公司裏床墊的型號，省得以後睡不安穩覺。

半夢半醒、光怪陸離，手機調成了震動還是輕易醒了，我接通了電話，陌生人對我說：“請問是白先生的兒子麽？白先生死了。”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心裏倒沒有多少難過的情緒，只是覺得不太湊巧，原本的打算是卸任掉張晨這邊的事物，轉過來再去接手白先生留下的，他這麽快死了，我不得不加快速度了。

醫院的規定，直系親屬健在的時候，必須去醫院協助辦理一些手續，我對這些并不陌生，因而也拿了自己的證件準備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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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身邊的員工知曉我即将離開的消息，因而直接打車去了醫院，但我低估了媒體的嗅覺，直接在醫院門口遇到了成片的記者，雪上加霜的是，白先生的律師團對外公布了我的身份，并表示會依照白先生留下的遺囑妥善處理財産交接事宜。

財經記者相對而言比較克制，我不知道娛樂記者為什麽也要湊個熱鬧，身邊沒帶人的後果就是被層層包圍，在紛雜的提問中迅速提煉有用的信息，好在白先生的保镖不久之後開了路沖了過來，我邁進了層層把守的醫院裏，翻出手機，一連串的助理來電，我發了一條信息，報備了地址，并叫公關部準備起草聲明。

最好的方式是連夜解決問題，否則第二天早上風波會帶來很大的影響，但還有一連串的手續需要我去辦。

白先生的禦用團隊已經守在了醫院裏，開始了跟拍，攝影師熟稔地說我應該表現出一點傷悲的模樣，我面無表情地看着他，他就不說話了。

“沒必要作秀，對于非上市公司，大衆關心的只有産品質量。”

“您名下畢竟還有上市的集團，總要注意影響。”

商場的潛規則是上市集團的董事長不得兼任其他公司的董事長，畢竟要對股東完全負責，很難保證當事人沒有私心和偏袒。但一來沒有明确的法律禁止規定，二來白先生的公司是非上市實體公司，只要能擺平股東，這并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問題在于，我原本的計劃并不是二者兼任，而是辭去一個，轉過身接受另一個，白先生的猝然死亡完全打亂了我的計劃，讓我不得不面對沒有預設方案的境地。

大股東方暫時還沒有消息遞過來，但可以想象，他們已經産生了不信任，預料之外的大量可用資金意味着極大的不确定性，結合我之前在集團內部連續插入高管的行徑，很容易聯想到商業侵占與吞并——特別是我剛剛得知，白先生留了一手，名下還有一家全資的準上市公司。

我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拿到了死亡确認書，死因的一欄卻是缺氧，我偏過頭看向白先生的人，得到了對方親自扯下了氧氣罩的言論。

我幾乎快氣笑了，一個明明還有幾個月好活的男人，為了打這個時間差，迫不及待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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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确認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用的力氣過大劃破了紙張，周圍的人都沉默着，律師帶來了遺囑，公證處的人員也及時到場了，相關的交接手續逐一處理，我開始更換衣服拿到稿件準備記者發布會。

短暫的發布會，入場的全都是對過标準答案的記者，我正式接手了白先生留下的産業。第一輪發布會結束後，我的助理和秘書也趕到了醫院，筆記本裏裝着公關部最新草拟的聲明和董事會提出的建議——他們建議連夜召開董事會。

我将聲明壓下了沒有發，準備先去開董事會，倘若他們的集體決定是撤換掉我，那後續的問題就交給新的董事長來解決。我已經撐着這個集團三年多，我也會感到疲憊和懈怠，一個集團的生死存亡依存在一個人身上，本來就是一件荒謬至極的事，股價波動也好、盈利降低也好，都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只是我太過在意這些東西，給自己的壓力太多。

處在決策者的位置上，本來就不該太過在意他人，那并不符合商人逐利的本性。

我離開了醫院，冷風吹過臉頰，燈光此起彼伏，耳畔嗡嗡作響，我進了後車座，開始閉目養神。

車子迅速地在路上行駛，沒過多久就到了集團的停車場，有人為我開門，我下了車，卻發覺不少集團的員工也在停車場，靜靜地看着我。

我一言不發地上了電梯，電梯直達到開會的樓層，大腦變得清醒又理智，我坐在了唯一空着的位置上，看着室內這一群我交情并不深厚的人，我從未信任過他們，也從未同他們在私底下有什麽關聯。

我拆開了鋼筆筆帽，看了一眼有些慌亂的會議主持，率先開了口：“有什麽想說的，直說，時間緊，別擾彎子了。”

我以為這種時候，他們聯合過來提議召開董事會，目的是想讓我退位，卻不想這一群人卻統一口徑，希望我繼續在董事長的位置上繼續做下去，甚至并不介意與我繼承的另一家公司融合在一起。

我對這個事态的發展感到了一絲驚訝，但還是繼續向下推了話題，讨論如何将此次的危機盡快平息。

散了會之後，我接到了吳銘來自非洲的電話，我捏着眉心有些頭疼，吳銘幾乎是立刻從只言片語中，獲悉了我的疑惑。

“陳先生，你接手集團以來，三年內股價上漲了三倍，”他的聲音中帶着急切，卻是在急切地誇贊我，“原有的弊端徹底改善，銳意改革成效顯著，員工福利大幅度提升，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處理極好，國外的市場也大比例擴展，公司董事跟着你資産膨脹，他們當然不希望您抛棄他們投入到另一家公司。”

“你說得太誇張了。”

我揉了揉眉心，臉有點紅，感覺特別尴尬。

“利益是最穩定的關系，我說過的，您是天才。”

“你可以閉嘴了，謝謝。”

我匆匆挂斷了電話，靠在了座椅上，沒休息多久，又揉着酸疼的肩膀，叫公關部的相關負責人上來，将修改好的公關稿親自交給了對方。

網絡上起了些波瀾，但基本平息了事态，董事會董事的聯合聲明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我熬到了第二天開市時間，盯了一個小時的波動，發覺沒什麽問題，才躺在床上沉沉睡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