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圓滿》（二）

1992年到1994年, 謝蘭生的電影拍攝也經歷了起起落落。

1992年, 在春天的“南巡”以後, 文藝複興國際的Bill賣出一個《生根》版權。法國巴黎的某公司用10萬英鎊買走了它，文藝複興按照合同收取了20%的中介費。謝蘭生想，即使沒有莘野那份“有保證的銷售協議”, Bill大約也能賣出去，感覺自己似乎少欠那個男人一點點了。這個年頭外彙管制，“官方價”“市場價”不一樣, 兩條軌, 謝蘭生把部分英鎊交給幾個移民家庭，對方父母把等額RMB打到蘭生的賬戶上。

日本、法國付款以後, 謝蘭生有21萬美元了，當時英鎊兌換美元還停留在一比二。謝蘭生把投資人的20萬本金先償還了, 又按當初答應好的打給對方一半“收益”，也就是45萬, 自己拿着另外一半用來拍攝下部電影。做完這些分賬以後，謝蘭生把欠莘野的直接打進那張visa卡，又請祁勇說一聲兒。祁勇震驚半晌, 問“你們倆分手了嗎”, 讓謝蘭生十分莫名，支支吾吾地過去了。

同年，謝蘭生又不顧禁令拍了一部《美麗的海》。錄音師是那個岑晨——他從西影早辭職了，電影局也管不到他，攝影師是拍廣告的, 而主演則是在香港尋求發展的臺灣人。《生根》都靈拿獎以後謝蘭生的資源廣了，在那邊拿到不少香港記者的電話號。小紅小綠還是助理，也是不care電影局的。

《美麗的海》在1993年竟入圍了戛納電影節，讓謝蘭生非常震驚。它并沒能最終獲獎，但讓已經花光本金的謝蘭生賣了版權，而且還是同時賣了美國、英國、日本三地，賺到大約45萬美元，其中美國版權是20萬美元，英國版權是10萬英鎊，日本版權是10萬美元。那個時候人民幣也開始大幅地貶值，45萬美元大約相當400萬RMB了，謝蘭生的腰間鼓鼓，雖然資金還是不好回國。

謝蘭生因沒有護照并未出席頒獎典禮，而且，因為再次不乖，謝蘭生的8年禁令又延長了，到2001年末去了，不過他也并不在意。

1993年6月到1994年6月，自覺自己“非常富有”的謝蘭生一下拍了兩部片子，一部叫作《山坎》，一部叫做《黑白》。

他自己更喜歡《山坎》，覺得自己拍《山坎》時各方面的狀态都好，而在《黑白》那部片裏卻顯出了一些疲态。

這部電影的女主角是個啞巴，非常美麗，然而丈夫有精神病。影片當中的男主“我”愛慕啞巴，卻不明白他的“仙女”為何嫁給她的丈夫。他到後來才聽說，啞巴本是別省的人，被“拐”到這個地方，她也不是天生啞巴，是被公婆用藥弄啞的。她不會寫字，如果也不能說話，就一輩子鎖在這了，而這鄉裏的其他人都是支持那公婆的，男主角“我”非常猶豫。一次，那個丈夫又“犯病”時，“我”實在是沖動難忍，便把對方一把推開，第二天才猛然發現對方竟然是跌死了。丈夫死後，女主繼續困在當地、撫養兒女，“我”希望幫她逃出去，卻又不敢，因為那天啞巴公婆看到自己推死人了，為了不把警察招來才選擇了私下解決。結尾，“我”太喜歡啞巴姑娘，還是跑去城裏報警，并且自首，一排警車開進鄉裏，也帶走了“啞巴姑娘”，男主角“我”愛的方式不是占有，是讓她自由。最後，面對這一切，啞巴姑娘“告訴”警察，當時丈夫其實沒死，是她抱起丈夫的頭在桌角又狠狠一磕，才死了。啞巴姑娘從容走進最不自由的牢房，可對她來說，又是最自由的地方。

而之所以起名《山坎》，是因為，這個故事發生在某山坎上的小莊子裏。影片最後，在被警察帶離以前，啞巴姑娘看着那些早已麻木的鄉裏人，跑上山坎，注視着千萬同樣的莊子，想要喚醒卻做不到。

出于對它的偏愛，謝蘭生用它去參賽。

可他完全沒有想到，剛剛換了選片主席的電影節的組委會竟然認為最後“警察”救出啞巴這個片段似乎在為政府宣傳，希望蘭生能改一改，最好別讓“警察”出現，甚至可以直接換成《黑白》參加主競賽單元。

謝蘭生真的呆了。

他跟對方努力解釋，這是一個真實故事，在故事裏，啞巴姑娘真的是被當地警察帶出來的。

然而對方軟硬不吃，就覺得有政治宣傳。

謝蘭生也非常失望，兩邊最後吵了起來，謝蘭生問：“如果一部美國電影最後出現美國警察，您也認為不OK嗎？如果一部美國電影最後出現美國法官，是不是也不可以呢？中國哪兒就不一樣了？您是不是有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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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邊吵來吵去，對方最後蓋棺定論：“如果不能換《黑白》來，那今年就幹脆別來了。”

謝蘭生也生了氣了，說：“不去就不去！”

頓頓，又道：“您有偏見，您當選片主席的這幾年我都不會再想去了！拜拜！！”

哼！

謝蘭生知道，雖然說戛納電影節選片團由10人組成，其中5人看外國片，最後電影節主席、選片主席、一名導演、一名記者、一名電影愛好者共同決定入圍名單，可實際上，主席或者選片主席經常自己決定一切，一個人在家就看完了。他們實在不愛《山坎》，就算了。

放下電話，謝蘭生也覺得好累。

他怕自己妥協多了，棱角就沒了。

他聽說過，電影節有政治傾向，《山坎》證明這是真的。仔細想想，戛納電影節資金由法國國家影視中心、普羅旺斯大區政府和戛納市政府負擔，威尼斯電影節資金來自意大利文化部，而柏林電影節資金來自聯邦政府文化部，其實都難“獨善其身”，雖然，今年這新選片主席似乎尤其……更糟的是，這些電影機的主席一年一換，選片主席卻是一做數年的。

一邊不讓導演說好，一邊不讓導演說壞，好好地想講講故事為什麽就這麽難呢？一部片子從頭到尾總有“好的”也有“壞的”啊。《山坎》重點是警察嗎？不是的，是啞巴，是“我”呀。

他覺得，電影這樣好的東西，應該是造福人類的工具，而不是國家戰争的武器，他可能是太天真了。人類、國家有時沖突，這個平衡究竟在哪只有時間能給答案。他們需要一點一點地向前走，注意結果，試探邊界。

謝蘭生也十分明白政治複雜，可他還是忍不住想：你們是否太敏感了？一部中國文藝電影究竟能有多少人看？真會因為一個故事喜歡中國、讨厭中國？警察“好”于是喜歡，警察“不好”于是讨厭？喜歡讨厭又能怎樣？還有，如果有人因為電影就喜歡了或讨厭了，錯的是他自己本人？還是電影導演？

電影變成這個樣子，最後，一群導演讨好這邊，一群導演讨好那邊，好多事兒全變味兒了。

謝蘭生真想不明白。

在與主席“争吵”這晚，謝蘭生在電視上面看到一個xx峰會，上面衆人宛如演員給觀衆們認真觀看，突然之間腦子裏面就浮現出一句話來：電影，是高明的政治；政治，是高明的電影。

…………

經過這樣一遭子事，謝蘭生也懶得再帶《山坎》參加電影節了，包括一切的電影節，他可不想再次經歷戛納前的那些争吵了。

說不定，他以後都懶得去了。

反正，他還有錢，而且不少，可以再拍好幾部呢。“文藝複興國際”的Bill又把《生根》賣出10萬磅，也就是英鎊貶值後的15萬美元。

決定不去電影節的謝蘭生便開始帶着《山坎》在中國轉悠。

1994年，中國的大中城市“咖啡廳”如雨後春筍。

謝蘭生想“咖啡廳”的大多顧客比較“文藝”，說不定會喜歡電影，于是他便帶着《山坎》一家一家咖啡廳談，說幫對方打造特色、吸引顧客、贏取競争、增加利潤。他說，自己可以放映電影，這樣，文藝青年在他們的咖啡廳裏便能看到電影院裏看不到的市面上也買不到的三四部文藝電影，其中《生根》曾在都靈一舉拿下最佳影片，《美麗的海》則在戛納一路殺進競賽單元，而且，這些都是中國片子。謝蘭生還說，如果有人想看電影，那他一坐90分鐘肯定還要再點東西，再消費消費。

他說動了挺多老板。

這些老板同意蘭生支個白布放映電影，用以吸引文藝青年。來咖啡館的顧客們想看電影就看電影，想自己聊就自己聊，不耽擱——謝蘭生并不缺資金，給電影做了字幕。

放映效果竟然很好。

不少顧客非常喜歡，尤其是年輕女孩子。他們看的非常入迷，有些人還輕輕抽泣。

謝蘭生覺得，果然，電影還是要給人看的。

他最開始就只想拍，一切源于創作沖動。可這幾年下來以後謝蘭生又不滿足了。

電影何其有魅力。他不希望他的電影只有歐美人能看到，他還希望他的片子能被中國人也看到，後者意義才更加大。

往小了說，謝蘭生想受到肯定、受到贊揚，往大了說，也是為了影片中的人和影片外的人。影片中人受到關注從而漸漸走出困境，影片外的得到思考、得到改變、得到成長。謝蘭生一直認為，人這一生最重要的并不是權也不是錢，而是內心不斷成長。

可咖啡廳畢竟不是專門用來放電影的，在被人看到的同時謝蘭生也非常辛苦。

謝蘭生必須根據實際狀況進行調整，于是最後有的幕布高有的幕布低，有的幕布大有的幕布小。一些合作咖啡廳的窗子太大光線太亮，謝蘭生還必須去遮。

讓謝蘭生最無奈的是咖啡廳開有天窗。

這個時候，他就必須爬上梯子用大紙板去遮天窗。

用大紙板去遮天窗一定要用兩只手，一只手蓋、一只手貼，謝蘭生每一回在梯子上都顫悠悠的。

一次，因為那家咖啡廳的大玻璃窗特別高，他只有站在梯子最高的一級上才能遮到。

謝蘭生的腳踝發抖，然而他卻堅持着，按住紙板，遮住光線，只為了給咖啡廳的四五個人看他的電影。

他沒廠标。既然中國不給公映，那可以在咖啡廳裏給幾個人看也是好的。

然而，就在謝蘭生貼最後一塊透明膠時，一個孩子竟然擡腿對着梯子猛地一踹！想看他跌下去！

如那孩子所願，在即将大功告成時，謝蘭生真跌下去了。

他怕傷到內髒器官，在落地時用右腿在地磚上面撐了一下，可雖然立刻用手扶住地，謝蘭生卻還是聽到腿上傳來“咔”的一聲！與此同時小腿劇痛！

他當時就跌在地上，抱住右腿，大口大口地直抽涼氣。他捂住了變形的腿，只覺自己像一條狗，在地上爬，在地上滾，還聽到孩子咯咯的笑。

那孩子的爸爸媽媽把謝蘭生送到醫院，拍過x光片後，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大骨小骨全都折了。

謝蘭生在那家醫院做了手術、打了鋼釘，醫生說腿可以恢複但必須要卧床三月，所謂傷筋動骨一百天。

當麻藥勁兒過了以後，謝蘭生疼到睡不着覺。

他不明白，他只想給四五個人看看自己拍的電影而已，為什麽還骨折了呢？

想讓大家看看他拍的電影，怎麽就這麽難呢？

他不敢讓父母知道，怕李井柔說他活該，他也不能告訴朋友——張世傑王忠敏他們同樣不會明白他的，而且，畢竟朋友只是朋友，總歸隔着一層東西，大家都忙，沒辦法把衆多朋友中的一個看的如同自己本身一般重要。

就在那個時候，謝蘭生收到了曾經戰友孫鳳毛發給他的消息。

他們兩個在都靈對“環球影業”改結局的要求做了不同回應（第28章 ），之後關系變淡了些，不過聯系也一直有。

謝蘭生把摩托羅拉的BP機給按亮了，見孫鳳毛連發幾條。

一條是：【我後悔了。】

另一條是：【《玩耍》砸了。】

謝蘭生：“……”

在孫鳳毛發消息前他已經聽Bill說了。《玩耍》為美國版重新拍了一個結局，從“主角孩童在大雨天奔跑出去卻慘遭車禍”改成了“孩子父母幡然悔悟一家重新其樂融融”，然而，孫鳳毛沒想到的是，美國版在改結局後竟被定成兒童影片，環球影業帶着《玩耍》參加在Boston的電影節，可組委會卻讓《玩耍》入圍了“兒童片單元”，最終，文藝影院都沒購買，美國票房慘淡，而歐洲的銷售公司看到以後失去了興趣，沒有繼續宣傳《玩耍》，而是選擇宣傳別的了，《玩耍》被扔進倉庫。

《玩耍》因為更改結局竟遭遇了全球潰敗。

而謝蘭生的《生根》則在文藝影院頗受好評。

“……”謝蘭生把BP機放下，暫時不想回孫鳳毛，再次想到那個男人。

他想起來，莘野曾經對他說過“會後悔的，那什麽毛”“為了迎合市場改掉自己最大的特色，把自己的産品變成庸庸碌碌的東西，他總有天會後悔的。”

莘野再次是說中了，和以往一樣。

在黑夜中，謝蘭生小腿的劇痛再次襲來。

他不能對父母說疼，也不好對朋友們說，他在醫院病床上面首次感受如此孤寂。

謝蘭生因獨自住院而放肆地回憶莘野，他仰躺在枕頭上面，想着那個唯一對他說過“愛”也說過“心疼”的人，也不知道是因為疼，還是因為什麽，兩滴淚就順着眼角滑下去，他叫：“莘野，我疼……”

空蕩蕩的病房裏面沒有回答。

謝蘭生想，反正莘野也不知道，他怎麽樣都可以，于是雙手揪着床單，望着天花板，一聲兒又一聲兒地喚：“莘野，我疼……”

作者有話要說：

張藝謀在1999年參加戛納時曾被要求用《我的父親母親》代替《一個都不能少》，因為認為後者宣傳政治，張藝謀跟戛納掰了，一個片子都沒有送，但是，也有些人質疑這件事的真實性……

真的不大喜歡提zz，但90年代獨立電影這又根本繞不過去，電影局的态度，電影節的态度，幸好後面就沒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