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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謙的文章, 篇幅字數是五人當中最少的。

而且，乍聽起來, 并沒有太多出彩之處, 可細品之下, 才嚼出滋味。

初時，在白景書點出“名仕”一點後，夏謙再次提出，齊司業和博士們，已然沒有了先前的驚喜感, 不過想着“興許兩人論述的方向不同”這點, 還是耐着性子聽了下來。

前頭，夏謙寫的精簡, 只大致提及了“名士”和“名仕”對國家和百姓的榜樣作用。

不過, 雖說精簡, 但卻是字字珠玑。

比如，歷史上一位有名的名士，極擅以梅作詩, 在當時社會引其風潮, 常以“詠梅詩”論才學高下。

再比如，歷史上還有一位名臣，擅長以舌戰嘴辯而熄滅了戰火，為當時動蕩的國家贏得了喘息之機, 其休養生息後再次崛起, 打了他國一個措手不及, 最終成為最強國，以至于當時的朝臣以此效仿，多修口辨之能力，君主也更重視口辯能力強的臣子，使得口辯文臣迎來了仕途的春日。

夏謙的格局放的極大，雖套路是文山鳴和白景書的合二為一。

但是夏謙寫的有意思的一點是，他将“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落于推動當時社會的形态發展，而不是專只對某一類人的榜樣影響。

但如果只是這般，并不足以讓煙雨先生陷入糾結。

偏生夏謙寫得別出心裁，還前後呼應。

先前他舉例的那位名士和名臣，話鋒一轉，便起了另外一個話題。

擅“詠梅詩”的名士，其後被世人供奉得聲望極高，以至于恃才傲物，偏激行事，但凡不會“詠梅詩”的學子，便被他打上了才疏學淺的标簽，也因其社會多以“詠梅詩”評判才學高下，而流失了很大一批真材實料的學子，于國家于社會，均是不利。

而名士的下場也沒落得好，當時的君主便是不喜作詩之輩，一度認為以“詠梅詩”論才學，實為滑稽，要肅整這不正之風，便要從源頭入手，所以，那位君主借故推行新策，将“策論”作為衡量才學的主要标準之一，以此招致了名士的側面抨擊，便順手給名士安上了一個“非議朝政”的罪名，收押關禁。

而那位口辯名臣亦是同樣，時局更替，在休養生息之時，可推崇“以舌止戰”，但要統一列國時，“武力”才是最大的拳頭，新君主登基之後，朝臣皆修“口辯之能”，如何能征戰四方，之于此時，口辯名臣的榜樣作用便成了壞處，于是最後，新君主捏了個名目将口辯名臣罷了官。

這後面夏謙起的話題，才是最讓煙雨先生驚嘆的。

用同樣的兩個人的一生，來做前後對比，明面上看似只是辯證地論述了“名士”和“名仕”榜樣作用的好壞，但深層次細品，卻能發現夏謙在傳達一個“凡事皆有度”的思想。

不論這兩位“名士”還是“名仕”，最後造就不好的落幕，皆是因為其榜樣作用的影響能力，對當時的社會格局影響不好，至少在當權者眼裏。

換言之，其影響範圍超過了當權者的預期。

若這兩位“名士”和“名仕”，只是小範圍的影響一小衆，不會對影響到整個社會格局，當權者也不會費力氣去收拾他們。

這便是一個度的問題。

名望雖好，可高位難坐，身為極具名望的“名士”或“名仕”更要小心。

雖“達則兼濟天下”，可別忘了，天下是聖上的，不論，“名士”還是“名仕”，絕不能越過聖上的心中的“度量衡”。

揣測聖意，分析時局，完善其身，掌握尺度，亦是真正的名士和名仕的一種修行。

寥寥幾筆，卻将如此深層次的分析，層層疊進，引人深思，如何不讓煙雨先生驚豔。

甚至于，他看向夏謙的目光閃爍着一絲“孺子可教”的慈愛。

這孩子，比他想象中成長的還要快。

而反觀黎青顏，因着她是最後一個演講的人，前面四人，其實将該說的該延展的大部分出彩點，都講的差不多了。

落在黎青顏這裏，她若想要再次驚豔衆人，尤其還有夏謙這篇文章的珠玉再前。

講真，留給她發揮的餘地并不是很多。

但煙雨先生确也有所留意，黎青顏從頭到尾，都沒有因為夏謙所講的文章産生過一絲慌張之意。

亦不是胸有成竹的篤定，而是處之不變的淡然。

直至黎青顏開口洋洋灑灑地講述她的觀點後，煙雨先生才明白她這份淡然是為何。

因為，她的中心點同前面四個人全然不一樣。

黎青顏把着自己的文章，眉骨壓低，清清冷冷的聲音飄于衆人耳中。

“學生私以為單論某一位‘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到底過于局限……”

一句話，就将自己的文章和前面四位的分割了開，因為前面四位皆是單論了具體某一位“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

也由此句，引發了在場所有人的興趣。

而其後，更是振聾發聩的聲音。

煙雨先生這才第一回認真打量起了黎青顏，眼底藏不住的驚訝，身後的齊司業和幾位博士亦然。

此等見解，真的是一位十六歲的少年郎所能寫出來的嗎？

黎青顏的文章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其格局。

“不論‘名士’還是‘名仕’，他們榜樣影響之範圍，大部分歸于學子和朝臣，但這兩類人的數量，同天下黎民百姓相比，還是遠遠不夠。”

“雖然歷朝歷代的昌盛，遠不只是一個‘名士’和‘名仕’或者少數人可以影響的，但事實上，學生以為可從另外一個層面去真正将‘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發揮到極致，真正落到實處，于國于民有利之。”

講到這的時候，黎青顏聲音微頓。

“而這方法，便是需得‘名士’和‘名仕’的相輔相成。”

其後，黎青顏的聲音便是順暢了不少。

以黎青顏的觀點而論。

“名仕”，即為“名臣”，武能安邦定國，文有經世之才，均是能為國家呈上利民利國的國策。

然歷史觀來，國策雖好，卻并不是在每個階段都能實施順暢。

原因紛雜，但歸其根本，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百姓不通其策。

也就是說，百姓不明白這條政策好在哪裏。

政策也有所分別，有些在當時就能看出效果，有些卻得從長遠而看，甚至有些在當時人來看還是錯的。

好比商鞅變法，在當時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但從歷史長遠角度來看，變法使得秦國經濟高度發展，為後來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石。

而為何反對，是因為這些人不懂這條政策好在哪裏，只覺當時觸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

這便需要“名士”的輔助力量，去教化引導天下百姓，目能識丁，具備明辨是非的能力。

也就是說，“名仕”提供國策，“名士”提供教化，才能達到良好的上行下效，真正為百姓謀福利。

黎青顏之所言，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需要的也不只是幾個人的力量，甚至有可能是幾代人的力量。

可後世已然知道，教育是興國之根本，只要國民素質提高，國策才能得以更好地施行，而“名仕”和“名士”的榜樣作用，才能得以發揮最大化。

而煙雨先生震驚的地方則在于黎青顏的“實”。

黎青顏不只說了思想概念，還提供了具體的解決方法。

比如在鄉鎮建立學堂，慢慢滲透全民識字。

比如建立官方書鋪，開放抄書與借書，使得更多的百姓可以摸到書本，醒得道理。

比如……

甚至于，在黎青顏的文章裏，有一個很嚴謹的“五年計劃”。

單從這一點來看，黎青顏的文章同前四位便截然不同。

前四位，可以說還在講思想理念問題，黎青顏這篇文章，已然可以上表奏折，是一套初步完善的教育國策方論。

如此舉一反三的機敏應變能力，煙雨先生眼中的欣賞之意激起，比方才看向夏謙的目光還要熱切。

而且，以煙雨先生的才學造詣，他已然懂得了黎青顏在寫下這篇名為“論述如何将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發揮極致”的文章，背後的深意和出發點。

這也是，黎青顏最為與衆不同的地方。

不論夏謙，還是白景書，他們皆是從皇權角度出發去論述，在皇權之下的名士和名仕的表現，不論是起到忠君愛國的榜樣力量，還是需要掌握尺度，皆是這般。

但黎青顏，卻是以民為本，以國為本，她所寫的文章，是真正在為民和為國考慮。

是真正在思考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對于百姓和國家，怎麽才能影響最為深遠。

煙雨先生不由從頭回想了一下黎青顏的文章，先是點出了個人的名士和名仕榜樣作用的影響局限性，接下來，則是從為國為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将名士和名仕的榜樣作用發揮極致，甚至還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法，達成一個初步的教育國策方論。

貫徹落實教育興國的理念。

而不是單單地在空談思想，這樣格局立意曠達講實事的黎青顏，不得不說，煙雨先生心中的天秤偏了。

此時，他目光在夏謙和黎青顏兩人之間，微微流轉，可最後，他還是落在了黎青顏身上，一點一點慢悠悠地捋了捋跟前的美須，面上笑得愈發慈祥。

文章做的再好，若不能對民對國有利，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