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一九三五

從一九三五年初開始，随着新政策的全面實施，十九路軍控制下的福建全省和贛南地區進入了發展中的黃金時期！

首先是周邊戰略形勢的轉變，營造出和平的環境。孫百裏通過遠在香港的老軍長蔡廷锴極力斡旋，與陳濟棠、白崇禧和李宗仁等人達成諒解，雙方簽訂達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協定。然後，消減邊境地區的駐軍，開放邊界城市，開展雙邊貿易，同時開通陸路的長途客貨運輸線路和海路的航班，實現物資和人員的自由流動。由于中央軍的主力部隊依然在西南地區的崇山峻嶺之中和紅軍捉迷藏，所以對十九路軍的态度非常友好，對福建和江西、浙江、湖南等地間的物資和人員流動沒有絲毫的幹涉。此舉既表明了對十九路軍的信任，同時也間接對其他地方勢力發出這樣的信息：接受了中央政府的領導，并不會危及到地方的任何利益！

其次是農村的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獨立旅的老根據地，以漳州為中心的閩東南地區，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無地農民比例從改革前的百分之十二降低到改革後的百分之三，少地農民比例則從改革前的百分之四十五降低到改革後的百分之十。在福建省的其他地方，土地改革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當中，雖然進度不是很快，但是到三五年底，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區完成了目标。而在原紅軍控制的贛南地區，土地改革進行的最為徹底，農民按照人口的多少，平均分配了土地。而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的廣大貧雇農實現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願望，獲得了土地，如獲至寶，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辛勤地耕耘着。政府組織的合作社及時提供耕牛和種子，再加上天公作美，獲得不錯的收成，農民基本上都能夠吃飽肚子。省政府在贛南地區組建的十幾個大規模農場也喜獲豐收，收獲數百萬斤稻谷。

再次是經濟的發展取得很大的成績。随着紅軍的離去，由福建到湖南的商路立刻暢通無阻，鹽巴、蔗糖、海産品、工業制成品和各種進口物資源源不斷地輸入內陸，然後帶回鎢砂、桐油、生絲、茶葉和糧食等湖南的特産，在為福建的工商業發展注入新鮮血液的同時，也大幅度增加了關稅和鹽稅。贛南鎢砂礦的日産量很快就上升到兩噸，清流鎢砂礦的日産量也終于穩定在二十五噸，使投入巨資的德國政府放下心來。

一九三五年四月，勘探隊在三明地區發現儲量極為豐富的優質無煙煤礦，接着又在附近地區發現同樣儲量驚人的鐵礦，使一度停滞不前的軍工企業建設迅速步入正軌。六月中旬的時候，鋼鐵廠終于産出第一爐鋼，使給下游軍工企業提供原料成為可能。而随着時間的推移，年前開工的企業的免稅期已經過去，産品稅和交易稅大幅度上升，再加上鹽稅和官辦工廠産生的利潤，使福建的財政狀況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最後，面對着數目不菲的財政盈餘，杜周南力排衆議，堅決不同意把這些錢用來歸還德國的貸款，而是用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第一，投資數十萬元，進口幾十臺卡車和推土機，配備給人數已經擴充到兩萬人的工程公司，整修連接各縣之間的公路。第二，在福州、廈門、漳州和泉州、三明等主要城市建立發電廠和自來水廠。第三，斥資近百萬元，創辦長途客運和貨運公司，實現省內各地物資和人員的平滑流動。第四，加大對衛生、教育等事業的投資。

一九三五年，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年份，由宋子文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開始初見成效，幣制改革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南京政府控制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和湖南等地的國民經濟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國民政府的稅收和財政收入也同比增長。國內市場的交流和國內外貿易取得很大的成效，發展了工業和農業經濟，同時回收了部分海關主權，基本上恢複了自主決定進口稅制和稅率，保護和促進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抵制了發達國家的商品傾銷。

然而，國內的政治形勢卻依然充滿了變數。幾乎陷入絕境的中央紅軍，在攻陷貴州遵義後，舉行了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撤銷王明等人的領導權，改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來指揮紅軍的行動。随後，面對幾十萬中央局的圍追堵截，紅軍連續四次渡過赤水河，接着又強渡金沙江、大渡河，挺進川西，爬雪山，過草地，最後到達陝北，遠離中央軍的控制區。

同時，時刻窺伺中國領土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于三五年一月十八日，誣稱駐守熱察邊區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軍有礙行政，要求将察哈爾省沽源以東、長城以北地區劃歸熱河省。随後，不斷地向第二十九軍發動進攻，相繼制造了兩次“察東事件”。六月五日，又借口第二十九軍在張北縣逮捕了四名日本特務機關人員，由日本駐張家口領事館向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民政廳長兼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提出抗議，并提出處罰責任者等三條無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張北事件”。國民政府為平息事态，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之職，改由秦德純代理。并于二十七日與關東軍駐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簽訂了《秦土協定》。協定的主要內容是：（一）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負責人；（二）取消察哈爾省境內的國民黨機關；（三）劃定察東為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從該地區撤走；（四）承認日軍的對蒙工作，援助特務機關的活動；（五）制止山東移民通過察省。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爾制造事端的同時，五月中旬以中國軍隊進入冀東非武裝區破壞了《塘沽協定》為借口，以僞滿中央通訊社記者、天津《振報》社社長白逾桓和《國權報》社社長胡恩溥被刺是國民政府的排日行為，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并以武力相威脅，對華北統治權提出種種無理要求。面對日本法西斯新的挑釁，國民政府又一次屈服。五月二十九日，國民黨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方代表開始秘密談判。六月九日，日本在華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發出了一份備忘錄，其主要內容是：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和平津的黨部；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撤離駐平津地區的東北軍及國民黨中央軍。七月六日，何應欽複函梅津，表示對“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達成協議，通稱《何梅協定》。

通過《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日本攫取了河北和察哈爾兩省的大部主權，實現了分離華北的第一步計劃。随後，日本又開始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自治運動”，妄圖把華北完全分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