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中國：(3)

不得一點沙子的變革，古今中外從未有過。

1980年代引起人們反感的主要是雙軌制物價改革引起的“官倒”。當時采用雙軌制來進行物價改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頗為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已經引起物價上漲和民衆的強烈不滿。但采用漸進的雙軌制物價改革，也意味着在一定時間內，官員的尋租機會增多，一些鄉鎮企業不通過收買官員，往往很難弄到計劃內價格出售的生産要素。但如果當時不及時進行價格改革，中國經濟就很難走出計劃經濟的框框。中國領導人權衡利弊，認為不進行物價改革，中國付出的代價将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動了帶有很大風險的雙軌制的物價改革，并逐步地闖過了這一關。

今天，我們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成熟起來，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我們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場定價，沒有當初這種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國市場的如此繁榮。這項改革成功後，由價格壟斷造成的腐敗，雖然還存在，但比過去大大減少了。和采用“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比較一下：俄羅斯是價格一下子放開的，不僅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使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中國物價改革的社會成本也相當大，但還是明顯低于前蘇聯。盡管這個改革很不完美，盡管當時帶來很多問題，至今還有不少後遺症，但整個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認：中國進行的雙軌制物價改革是傳統計劃經濟國家經濟改革中的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

最後還要簡單提及腐敗與文化的關系。中國在反腐鬥争中，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網、關系網。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網、關系網很類似。這種人情網、關系網，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經濟能起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看，不利于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不利于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國、西班牙等，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最終都闖過了這個關口，建立了法治社會，意大利雖然也是發達國家，但腐敗問題解決得不如其他發達國家，你只要到意大利華人社會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敗得很厲害，意大利雖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會影響仍然巨大，特別在意大利南部，黑社會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包括選票和官位。

在華人社會中，香港和新加坡闖過了人情網這個關口，而且據我觀察，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比法國、西班牙做得還要好。但多數拉美國家和中國，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中國發展得還很快，但這個關口還沒有闖過，所以我們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現代化法治社會。這方面，還有待我們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在解決這個超級難題上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六、生态文明：中國的機遇

我們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沉重代價就是環境的惡化。雖然國際社會公認，從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全球環境就逐漸惡化，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對全球氣候變暖負有主要責任，但我們自己過去30多年的高速發展也造成了很多環境問題，形勢相當嚴峻，必須認真解決好，因為這将關系到中華民族未來的生存和發展。中國也曾希望能夠避免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但後來的實踐證明，我們還是沒有走出“先污染，後治理”的怪圈，這可能也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歷史宿命：盡管一個社會總有少數人會清醒地認識到，發展必須走一條經濟與生态“雙贏”的道路，但要使得整個社會都認識到這一點，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脅了多數人生活品質的時候，大家才會頓悟，從而走上真正的環保之路。西方國家是這樣一路走來的，中國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經歷了不少環境災難之後，我們終于提出了“生态文明”這個概念，表明我們對環保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

随着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環保也受到了全世界的關切。我在海外遇到環保專家，總請教這麽一個問題：中國生态惡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徹底扭轉過來？這是從鄧小平分析問題的方法中受到的一個啓

發。鄧小平做大的決策，總是首先把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估計透，估計到最壞的局面，然後再看中國有沒有辦法處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當年與英國人談判香港回歸問題，鄧小平就考慮了最壞的局面：英國資金帶頭撤走，其他外資跟着走。鄧仔細考慮了這些可能性，然後作出判斷：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流走的資金還會流回來，即使這些資金不回來，其他資金也會流入。這個問題思考透了之後，他就在傲慢的英國撒切爾首相面前，把話說那麽擲地有聲，一錘定音。我們的生态環境現在很脆弱，這關系到我們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所以我們首先要問的問題就是中國究竟能不能徹底扭轉環境惡化的被動局面。

我請教過多位歐洲的環保專家，他們都告訴我：只要中國下定決心搞環保，一定可以扭轉現在的局面。他們說，歐洲歷史上的環境污染至少與我們現在的情況一樣嚴重，但經過努力，歐洲今天已經成了環保相當成功的地方。倫敦的污染曾非常嚴重，倫敦過去的別名叫“霧都”，而“霧都”最大危機的爆發是在20世紀50年代。1952年12月倫敦曾出現過一周內4 000多人死于煤煙污染事故。1953年倫敦的煤煙污染又導致800多人死亡。這樣推算，我估計當時倫敦的污染情況可遠遠超過中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歐洲最大的河流萊茵河曾被宣布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斷：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亞于今天的淮河、黃河。瑞士森林裏的樹木開始枯死，歐洲北海沿岸出現紅潮。最後，歐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環保的共識，政府和民間都開始認真着手解決環境問題，嚴格立法執法，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歐洲環保專家還認為：只要我們善待自然，保護環境，大自然的自我康複能力非常之強，萊茵河、泰晤士河都是這樣慢慢康複的。

有人說，我們人口壓力太大，環保很難做。但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問題作一個最壞的假設：我們的人口确實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資源擁有量來比較，我們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環境污染也很嚴重，出現過水俣病，曾在短期內造成1 400多人死亡，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終于形成了全民的環保共識，然後經過僅10來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轉了環境惡化的頹勢，使日本奇跡般地從一個污染大國變成了環保大國。如果我們在環保方面能向日本學習，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計就可以扭轉目前在環保方面的頹勢。

另外，在生态文明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是一無是處。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德國環保雖然做得好，但是德國的工業革命和上百年的內外戰争毀壞了大量的森林，德國現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戰後植樹造林形成的，“從生物多樣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個非常差的國家，我們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态森林，連一條狼都沒有。而中國現在還是世界上生物物種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我由此想到：我們要痛下決心，保護好我們的生物多樣性，這就是保住了我們環境生态的根。生物多樣性最終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現在還無法預料的巨大收益。

我曾訪問過哥斯達黎加，對此有一些感觸。哥斯達黎加走過一段彎路。從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勵砍伐熱帶雨林，建牧場養牛，因為美國快餐業迅速發展，哥斯達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國能賺大錢。但後來這裏的人意識到，原始雨林的土層很薄，不适合農牧業，而保持熱帶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樣性，價值無限。我去了哥斯達黎加的熱帶雨林。熱帶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聽的，給人的感覺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悶熱的浪潮向你沖來，然後是各種各樣奇妙的聲音，鳥、蟲、小動物的歡樂世界，還有色彩斑斓的奇異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機。劃着小船，沿河而上，兩岸的樹千奇百怪，一些樹倒挂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遠處簡陋的小平房，還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煙囪還都冒着炊煙，這時候你突然感到人類生活已經靠大自然太近了，千萬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這些熱帶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環境和生态問題相當程度上與我們的體制和發展模式有一定的關系。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恐怕還是要靠我們的體制改革和創新，而不是推倒重來。我們模式中的具體做法可以調整，但我們模式背後的一些思想，如實事求是、以人為本、不斷的試驗、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繼續指導我們的環保工作。例如，中國政府決定，為了節約能源，夏令時期空調不得低于某個度數，冬令時期不得高于某個度數，這種強勢的規定對全國環保都有意義。我們常說幹部的考核指标只看GDP，結果造成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那麽，我們現在在幹部考核項目中已經開始融入環保的內容，這就大大推動了我們的環保事業。也有人說如果我們能夠像抓計劃生育那樣抓環保，一定能夠解決中國的環保問題，這個觀點不無道理。哥斯達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經把“環保立國”定為國策。這個思路值得我們借鑒。我們能不能從一些省份開始試驗“環保立省”？對那裏幹部的考核主要用綠色指數，而不是用GDP呢？

實際上，換一個角度看，推動環境保護、建設生态文明又何嘗不是世界留給中國人的一個機會。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軟實力大幅下降，固然與其發動的愚蠢的伊拉克戰争有關，但也與美國不願意改變其個人自由至上與財富消費第一的生活方式有關。在歐洲，一談到美國對能源的超級浪費和環境政策，人們只能搖頭。但歐洲也有自己的大問題：雖然在環保意識和技術創新等許多方面，歐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歐洲已是發達國家為主，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雖然北歐一些國家騎自行車已蔚然成風，但在多數南歐國家，每個家庭還是擁有或者渴望擁有兩輛車。從這個角度看，歷史似乎給了中國人一個機會：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轉型的中國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傳統工業文明轉向生态工業文明？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努力實現生态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贏，必須告別美國和歐洲已經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必須擁抱一種更為健康、更為環保的生活方式。這對我們來說是嚴峻挑戰，但也是難得的機遇。

首先，這樣做對中國自己有利。我們的環境已經無法支撐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産方式。中國人均資源少，生态環境已經高度脆弱，環境污染已危及國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會的和諧穩定，危及我們子孫後代的福祉。潘岳先生說要算兩筆賬，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傳統工業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們還要付出多少經濟、社會、政治、健康的代價？二是走循環經濟、綠色生産和消費、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工業文明的道路，這個轉型成本有多少，風險有多少，好處有多少。這個賬算清楚了，我們就可以更加義無反顧地推動生态文明。

這方面，考慮得最徹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經決定大力發展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據《金融時報》報道，以色列準備用太陽能發電站來供電，全國使用電動汽車，在全國建設5萬個太陽能汽車電池充電站。以色列的佩雷斯總統說：“太陽能是民主的，誰都可以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幾年內我們的石油進口可以減少一半，10年內可以完全不需要進口石油。世界上的兩大問題：石油是最大的污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義的資助者（石油生産國幾乎都是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約有200萬輛機動車，以色列計劃投資50億美金，建設大型太陽能發電站來解決這些汽車的用電需求。這個計劃是否能夠最終實現，現在還難以定論。如果我們撇開以、阿沖突這個政治因素，客觀地看待這個設想，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大膽的、極具前瞻性的設想，值得我們借鑒。

第二，環保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環保意識反映了個人修養，也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水準。一個人吃完水果把果皮扔進垃圾桶，而不是扔在馬路上，就體現了這個人的文化素養。一個家庭耐心地把垃圾分開，裝入不同的垃圾箱，這是一個家庭文化的提升。環保可以使我們民族形成一種更精致、更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現在歐洲已經很少有人穿裘皮大衣了，因為穿出去就等于違背了保護瀕危野生動物的主流文化。現在在瑞典等國開始出現一種新文化：以開耗油的大車為恥辱，以開環保車，甚至騎自行車為時尚。法國的環保宣傳比較柔性。

每家都會收到使用煤氣須知，告訴你暖氣每降低一度，就可以為你自己節省多少錢，就可以為緩和全球變暖做出貢獻。如果我們也能形成這種環保文化和時尚，那麽對于我們這個似乎過于講究物質生活的社會，也會是一種文化提升。在環保方面，我們應該也可以走到美國的前面去。如果我們能以環保為契機，推動有個性、有品位的環保生活方式，這将有助于改造我們現在崇尚奢華的社會風氣、有助于提高我們全民族的文化修養和素質。我在智利訪問的時候，一位當地的學者對我說了這麽一段話：“智利的國歌很美，裏面有一句這樣的歌詞：‘智利，純淨的藍天，百花點綴的歡樂伊甸園’，但是很遺憾，如果全球氣候再變暖下去，南極冰川将融化，我們的國歌歌詞也要改成‘無花點綴的失樂園’。”她又對我說：“看到南極冰川的融化，你知道我是什麽心情嗎？就像你們看到萬裏長城塌陷了。”她這句話打動了我，我也希望我們國人也都有這種強烈的環保情懷。

第三，生态文明建設也可以成為有序政治改革的一個切入點、一塊試驗田。環保離不開民主參與，只有全民自覺地、廣泛地參與，才能做好環保事業。環保也是一個需要政府和民間攜手推進才能做成的事業。我們可以嘗試在環保領域內推動公民的政治參與，落實依法治國，實行信息公開，推行民主決策和輿論監督，開展市民生活自我管理等。這種改革試驗的風險較小，而成功的幾率較大。這個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對于整個國家今後的政治改革都會有啓發和借鑒意義。

第四，環保也很有市場。現在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共識，生态文明建設能推動傳統産業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産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例如，回收和利用舊鋼鐵就是一個産業，據報道，德國的廢鋼回收率已達80％，荷蘭是78％，中國大約20％。可再生能源更是新興産業，丹麥的風能發電已經占到了該國總發電量的20％。雖然現在太陽能、風能在世界能源總量中的比例還不到2％，但增長的速度很快，中國這方面不能落後。如果今後中國自己生産的環保節能車能占領中國的廣大市場，并打入歐美市場，這本身就包含了無窮無盡的商機。

第五，生态文明建設也是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又一次考驗。作為現代化事業的後來者，我們應該比西方做得更好，應該能給世界帶來一些新的驚喜。如果我們能把改革開放中積累的很多成功思想和實踐，創造性地轉用于生态文明建設，這不僅可以更好地推動我們的環保事業，而且可以帶動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進步。中國模式和它所代表的價值觀與軟實力，也會對世界産生更大的影響。

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為了我們的世界更加和諧，也為了我們自己的碧水、藍天、白雲和好心情，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遇，變被動為主動，義無反顧地走中國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并最終以一個環保大國和強國的形象出現在世界舞臺上。

七、與世界比較，中國打幾分？

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發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問題。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同樣，如果我們自己亂了方寸，以為這些問題就意味着天要塌下來，國将不國，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把中國放在國際範圍內進行一些橫向的比較，也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肯定自己的成績，認識自己的問題，從而更上一層樓。

進行國際比較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學者大都喜歡各種民調和權威的數據，但自己走的地方越多，越覺得許多基于常識的判斷同樣能把問題說清楚，甚至更加清楚。這使我想起了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從1986年開始發表的“巨無霸價格指數”。全世界至今仍廣泛采用人均GDP（國內生産總值）來比較各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但《經濟學人》說，比較是可以的，但這種比較所使用的方法值得商榷，因為它以官方彙率折算的幣值來計算，很難反映一個國家貨幣的真實價值。于是《經濟學人》建議：與其用官方彙率來比較，不妨先用各國麥當勞的“巨無霸”價格，來驗證一下各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然後再來進行對比。例如，2007年上半年該雜志公布的“巨無霸價格指數”中，美國一個“巨無霸”的售價為3.22美元，在中國為1.41美元（按官方彙率折算），那麽美國的3.22美元與中國的1.41美元價值相等，所以中國的人民幣被整整低估了56％。

從表面上看，這種評估方法似乎是一種調侃，但細細一想，“巨無霸”價格确實是一系列不同價格系數的綜合反映（牛肉、面粉、食用油、奶酪、店員工資、店面的租賃等價格因素都要折算進去），麥當勞的店面又分布于100多個國家，所以這個“巨無霸價格指數”還經常被引用。

受此啓發，我走訪各國也觀察一些現象，并把它們和中國的情況進行比較，然後打出自己的印象分。我也借用“指數”這個誇大的詞來概括自己的總體印象，以便橫向進行比較。這種打分當然純屬我個人的主觀印象和一孔之見，僅供感興趣的讀者參考，決無強加于人的意思。這就像遇見一位生人，和他有些交談和接觸之後，你總能得出一些自己的印象。就我個人而言，走了這麽多國家之後，我比較相信基于自己經驗和知識積累所形成的判斷。我這裏選了15個國家的7個項目來打自己的主觀印象分。最高為5分，最低為1分。這7個項目分別是：（一）閑人（二）貧民窟（三）書店（四）軍人（五）計程車（六）治安（七）排隊。

下面是我的初步結論：

（一）閑人“指數”

“閑人”指街上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這個“指數”大致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的就業和失業的狀況，乃至一個民族的發展潛力。中國的大城市生活節奏很快，“閑人”少，好像人人都在忙着什麽事兒。瑞士的失業率低，給人感覺人人都有事幹。美國大城市的生活節奏很快，社會競争激烈，但黑人區明顯松散，閑人較多。印度的“閑人”出奇多，說明這個國家人口政策乏力，失業率高。法國、希臘失業人數不少，無所事事者也不少，特別是巴黎郊外的北非移民居住區。以下是我的比較結果：

5分：中國、瑞士

4分：美國、英國

3分：法國、以色列、巴西、阿根廷、越南、俄羅斯、土耳其、希臘

2分：埃及、印度

1分：肯尼亞

（二）貧民窟“指數”

發展中國家大都有貧民窟，它不是指一般的陋宅，而是指成片的，甚至一眼望不到邊的那種簡陋窩棚，基本沒有衛生和水電設施。發展中國家都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由于付不起昂貴的房價，就在路邊、河邊、山坡上搭起了棚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貧民窟。這些貧民窟居住環境之惡劣令人難以想像：窩棚一般用廢舊鐵皮和油毛氈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印度的貧民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其大城市甚至會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住在貧民窟裏。非洲的貧民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如果沒有警察“護航”而貿然進去的話，一定會被洗劫一空，進得去出不來。在發達國家，貧民窟已基本絕跡。中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貧民窟、棚戶區大量減少，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貧民窟也能反映一個國家絕對貧困人口的多少。我的貧民窟印象如下：

5分：瑞士、英國、美國、法國、希臘

4分：中國、俄羅斯、阿根廷

3分：土耳其、以色列

2分：越南、巴西、埃及

1分：印度、肯尼亞

（三）書店“指數”

到哪兒我都喜歡逛書店，書店可以折射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素養。我比較注意觀察書店的多少、書店的種類、書店的品位、書店裏顧客的多寡。這方面發達國家總體上做得較好。特別是倫敦、巴黎和紐約的曼哈頓，除了有許多環境舒适、服務周全的大型書店外，還有大量的個性化書店、舊書店、專業書店、特色書店等。非洲國家的書店最可憐，數量少，門面小，顧客稀，裏面一般只有一些中小學教材，還兼售文具用品；這些國家也有少量專門為當地白人開的書店，都是從歐洲進口的書籍，當地人消費不起。如何提高人民的教育和文化水準是非洲發展面臨的一個艱巨挑戰。沒有這種進步，非洲複興恐難實現。中國的書店進步很快，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有許多大型書店和特色書店，可以打4分，但總體上，我們以人文、文學、藝術為主的書店還不夠多，個性化的書店和特色服務還有待發展。新興經濟國家書店的共同特征是實用書籍為主，中國大部分的書店也是如此，高考試題、電腦技術、股票交易之類的書籍占了半壁江山。這大概也反映了新興經濟國家的特點，大部分人都忙于學習技能，都在“充電”以求改變自己的現狀。但随着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會越來越豐富，對不同書籍和書店的要求也會越來越多。我們書店的人氣世界最旺，說明我們國家在向上走，一個熱愛書籍的民族總是有希望的。我對書店“指數”打分如下：

5分：英國、美國、法國

4分：瑞士、希臘、阿根廷、以色列

3分：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巴西

2分：越南、埃及、印度

1分：肯尼亞

（四）軍人“指數”

我喜歡觀察軍人，無論是看一個國家的三軍儀仗隊表演，還是看街上軍人的軍容風紀。我總覺得軍人的一舉一動，可以體現出一個民族的某些特性，甚至是一種民族精神。軍容風紀嚴格的軍隊，給人感覺有戰鬥力。松松垮垮的軍人，總容易使人聯想到不堪一擊的潰軍。比方說，土耳其軍人一舉一動，給人感覺有模有樣。希臘軍人舉止看上去比較松散，卷着衣袖抽煙的我也看到過。這兩個歷史上的夙敵如果交戰的話，我估計希臘軍隊要敗下陣來。2007年夏天，希臘遇到數十年罕見的森林大火，軍隊卻遲遲出動不了，大概印證了我的印象。以色列的軍人看上去比土耳其軍人要随意一些，而且女兵很多，成了以軍的一道獨特風景線。以軍個人素質相當優秀，我曾和以軍一些青年軍官交談過，他們都能說一些英語，而且很懂專業技術，但交談中又感到他們對周邊阿拉伯國家的軍隊不屑一顧，似乎輕敵。我也見過不少在使館前站崗的埃及士兵，一會兒向人要香煙，一會兒向人要飲料。埃以如果發生戰争，埃及要勝，恐怕不易。

我曾随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過位于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總部，也走訪過美軍陸軍工程兵部隊，見到許多專業非常娴熟的美軍軍人。我也曾在莫斯科紅場看過俄羅斯軍人換崗，很專業，很帥氣，但也在公共汽車上看過略帶醉意的俄軍軍官，感覺俄軍的軍紀有些渙散。中國軍人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認識的外國人中對中國軍隊贊揚最多的是美國已故知名作家索爾茲伯裏（Harrison Salisbury），他1984年曾沿着紅軍長征路走了一遍，寫了本《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成為中國當年的暢銷書。後來他訪問中國，我陪了他一個多月，他多次對我說：中國軍隊的素質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我們的軍人軍紀嚴格，訓練有素。每次電視裏看到解放軍出動抗災救災，總很感動。我在日內瓦經常聽到非政府組織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批評，因為維和部隊來自世界各地，素質良莠不齊，但對中國的維和部隊，聽到的都是贊譽。過去并不完全理解“人民軍隊”的準确含義，後來到第三世界國家走多了，才知道許多窮國國庫空空，軍饷無幾，又沒有政治教育，結果軍隊的紀律渙散，坑害人民，百姓怨聲沸騰。下面是我對15國軍人的印象：

5分：中國、英國、美國、土耳其

4分：俄羅斯、法國、以色列、瑞士、越南

3分：希臘、印度、巴西、阿根廷

2分：埃及

1分：肯尼亞

（五）計程車“指數”

到哪裏訪問總要坐計程車，所以觀察計程車的服務和管理水準成了我的一個愛好。我甚至覺得計程車的服務和管理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個地方的治理水平，包括政府的治理能力、公司的管理能力、腐敗程度等等，也可以體驗一個地方的民風民俗。坐計程車，可觀察的東西很多：計程車的車況，司機的素質，服務規範與否，是否配有計價器，有了計價器是否使用，司機是否宰人，如何宰人，等等。總之，細細觀察可以體會出很多名堂。發展中國家計程車的一個特點是“黑車”多，你一出機場，就會有很多人拉你坐他的車，說明這些地方無序文化還占主流。美國計程車司機座位背後都貼有“乘客權利憲章”，你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官司過多、律師過剩的法治國家。如果你忘了給美國司機小費，司機會把車門重重地一關，算是抗議，那一瞬間你就意識到了這裏畢竟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啊，小費對司機的收入太重要了。在印度這樣的國家，計程車上倒是有計價器，但很少使用，司機張口給你個價，你說要用計價器，他就問你要空調費、行李費等等，反正怎麽都要敲你一筆。這很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有完備的法律制度，但大家總能找出一萬個理由不遵守。非洲一些國家的計程車有點不敢坐，除了車況恐怖外，還出現過很多“黑車”搶劫的事情。

在街上可以随手招到出租車的地方，一定是充滿競争和活力的國家，如中國和越南。凡是出租車需電話預約的地方，一定是競争受到限制、社會福利頗多的國家，如很多歐洲國家。前類國家注重消費者的方便和權利，後類國家注重保護司機的權益，究竟誰更好，就看你站在誰的角度了。在哈薩克斯坦這樣的國家，馬路上任何車都可以當出租，只要你一招手，就有車停下來，然後雙方談個價就上路了。這說明這些地方市場經濟還不發達，但也說明民情比較純樸，人與人之間信任度頗高。中國大城市中，我感覺上海的計程車服務和管理，到目前為止，大概是國內最規範的。如果把上海單獨列出來，可以打4分，中國的計程車總體水平在世界上大概位于中間的水平：明顯好于一般的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