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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出亂子，被政敵抓住把柄。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袁世凱相信，公知能倒逼改良就不錯了，根本亡不了清廷。

不怕走在黑夜裏，就怕心中無陽光

這是一個戾氣越來越重的國家。

公知間的對掐已經從文鬥發展為武鬥。

政聞社在東京舉行成立大典時，同盟會的好打手張繼（曾聲稱“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率領幾百號黨徒操着家夥前來砸場。

他對着正在演講的梁啓超用日語大喊了一聲：“馬鹿（笨蛋）！”衆人便争先湧上講臺，舉起手杖開打。

一直以來，袁世凱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天朝究竟是什麽？

對革命黨來說，很好回答：“天朝嘛，革命的對象。”

但在大頭看來，天朝其實是一個黑洞。

它吞噬一切偉大的情懷、崇高的理想，以及所有的憤怒和不屈。

多少反抗者被它融為一體，多少牢騷客被它點滴磨平。它張開血盆大口，向站在它對立面的人獰笑，并時不時地吸氣。

面對這樣一個怪胎，圍觀、吶喊、暴走、暗殺，終究只是徒勞，只是重複二十年前的人們早已重複過的事。

亡清，是一場鬥智鬥勇的持久戰，是比“當湖十局”還精彩的棋局。而你的對手，深不可測，是道策、秀哉、吳清源和李昌鎬的合體，還開了挂，稍有不慎，滿盤皆輸。

因此，得寸進寸、避首擊尾、偷天換日、奪取軍權的“潛革命”才是亡清之正道。

然而，人間正道是滄桑。

1907年9月，袁世凱和張之洞奉調入京。

繼任直隸總督的是袁世凱的心腹楊士骧。

此人智商不在其弟楊士琦之下，初被李鴻章保薦為直隸通永道（轄永平府和通州、薊州等八縣），追随袁世凱後，迎合幕主心理，曾進“隆中對”一則：曾文正（曾國藩）首創湘軍，其後能發揚光大者唯左湘陰（左宗棠）與李合肥（李鴻章）。湘陰好說大話而不務實，所以平定新疆、班師回朝後便交出兵權，致使昔日縱橫千裏的湘軍成了案頭上的擺設。合肥掌握淮軍，連年事故頻發，于是尚能維持一時。今公繼之而起，若能竭盡全力，擴練新軍，坐擁到底，則朝廷必然望北洋如泰山北鬥。他時同曾、李争一日之短長，南皮（張之洞）又算得了什麽？

說到了大頭心坎兒上的楊士骧一路高升，成為袁黨中的頭號人物。

可惜，事實證明，此人善于僞裝，人品嚴重堪憂，是袁世凱用人失察的孤例，大頭後來也被他擺了一道。

上任直督後，楊士骧松了口氣，摘下面具，開始瘋狂地貪污。

當時，蔡乃煌任津海關道，此乃婦孺皆知的肥缺。

楊士骧召見蔡乃煌時，動辄破口大罵，罵得旁人都看不下去了，猶自喋喋不休。

一天，袁世凱的表弟、張伯駒（民國四公子之一）的老爸張鎮芳私下裏勸楊士骧：“他好歹是個道員，還是給留點面子吧。”

楊士骧答道：“老同年不知也。小罵則地毯皮貨來矣，大罵則金銀器皿來矣，是以不可不罵。”

如此貪婪之人，卻因懼內，一生不敢納妾，曾撰聯自嘲“到死不聞绮羅香”。

楊士骧酷愛戲曲，經常在看戲時釋放壓抑已久的欲望，跟優伶亂搞，搞垮了身體，以至于沒幹兩年，便倒在直督任上。

朝廷谥其“文敬”，時人譏諷道：“曲文戲文，所以為文；冰敬炭敬，是之為敬。”

1907年的秋天注定是多事之秋。

面對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湖南鄉紳熊範輿率領一幫地方賢達，向朝廷呈遞了全國第一份要求速開國會的民間請願書。

書中心平氣和地教育統治階級，說中國之所以長期解決不了“外憂”，究其原因在于沒有根除“內患”。

而這個內患，就是中國數千年傳承下來的專制政體。它使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視于下，如何能夠抵禦外侮？

因此，作為立法機關的國會必須及早成立，監督政府。如此，“一人失職，彈劾之書立上；一事失道，質問之聲即起”，從而保證“官無屍位，責有專歸”。

化解了民衆的怨氣，解除了內患，萬衆一心，外憂自不足慮。

最後，熊範輿還駁斥了甚嚣塵上的“民智未開”論——似乎每個時代普及常識的人們都不得不回應這一奇談怪論。

請願書中說，民衆的議會民主知識，有些是“自然發達”，但更多情況下是“助長其增高”。

立憲各國，只有英國的國會是由民衆整體素質的提高而自然産生的。其餘無論哪國，初開國會時，老百姓懂個屁的憲政民主。

由此，熊範輿得出一條震古爍今的結論：開設國會，恰恰是提升民智的重要途徑。

當然，統治階級要故意裝睡的話，就免談了。

不過，在人民日漸上升的智商和統治階級每況愈下的道德已成為主要矛盾的晚清，想掩耳盜鈴蒙一天算一天，恐怕越來越難。

修正自己，就是修正世界

民意洶湧。

各地彙往北京的請願書開始像歌詞中所唱的那樣：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肅親王善耆是體制內的改良派，作為民政部尚書，接到這麽多群衆上書，深感壓力山大的他也勸慈禧因勢利導，刷新政治，不然以革命黨這只求一死的陣勢，國無寧日。

于是，上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不到兩天，袁世凱便受到了慈禧的召見。

太後明顯老了。

且心事重重。

她嘆息道：“內外交困，日甚一日。有說立憲即可安靖者，有雲立憲必有大亂者，究竟如何是好？”

袁世凱無語。

眼前的這個女人，他已過招多次。

她到底是誰？

她是鹹豐的寵妃“天地一家春”。為了利用自己的小叔子奕訢，打破皇族不可入軍機處的成例，又過河拆橋地棄之如敝履，罷免诏書中還錯別字連篇……

也許，只有權力邏輯方能準确解讀慈禧的行為模式。

無論戊戌政變還是庚子國變，細究之下不難發現，不管什麽變，都是慈禧出于對失去權力的恐懼而做出的激烈反彈。

這真是莫大的諷刺和悲哀。

嗜權且對權術爐火純青的慈禧可以維系自己和清廷四十八年而不墜。但在那個轉型的時代，需要的不是精巧算計、帝王心術，而是一位偉大的君主來帶領中國走入現代化。

比起還需要倒幕尊王、重樹天皇權威，方能變法維新的日本，清廷完善的皇權保障體系早已由雍正創造出來。

只可惜攤上了權人慈禧。

這既是愛新覺羅家族的悲劇，更是中國的悲劇。

然而，歷史自有其運行之法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有順天應人，方能在滄海橫流中脫穎而出，成為千古英雄。

而這個人，此刻正跪在慈禧對面。

袁世凱對曰：“與其坐以待亡，不如立憲。即使無益，也可避免後悔。”

他早已說破嘴皮，并且清楚：垂暮的朝廷，已沒有能力和膽量來給自己動手術了。

病入膏肓的慈禧飲鸩止渴，繼續玩兒她的禦人之術。

內調張、袁，初衷就是坐山觀虎鬥，可她偏要把戲做足，召見張之洞的時間罕見的長。

慈禧：“大遠的路，叫你跑來，我也是沒有辦法了。今日你軋我，明日我軋你。今天你出了個主意，明天他又是另一個主意，把我鬧昏了。叫你來問一問，心裏好有個數。”

張之洞：“自古人臣不合，最為大害（在君主看來未必）。近日互相攻擊，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願極力調和，總使內外臣工，消除意見。”

慈禧：“現在用人很難，你看能大用者究竟有幾人？”

張之洞：“此事倉促間不敢妄對。”

慈禧：“徐世昌如何？近來參他的人很多。”

張之洞：“未始不可用，但太得意，閱歷尚淺。”

慈禧：“岑春煊何如？”

張之洞：“有血性、能辦事，但稍嫌急躁。然而當今人才難得，投閑置散，亦殊可惜。”

慈禧：“慶王呢？”

張之洞：“奕劻閱歷甚深，當有餘。”

其實，用誰都沒用了。

從慈禧開始考慮死後的人事安排，精心布局、揚滿抑漢的那一刻起，改革便宣告死亡。

随之而來的，是清廷蛻化成一頭自暴自棄的怪物，以反改革的猙獰面目示人。

反動案例一：嚴禁紳商士民議政幹政。

對此，《申報》發文諷刺道：“朝廷已宣布預備立憲，政府非但不引導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準民衆幹預政治，這豈非欲實行專制？若真想搞專制，不妨明說，何必用專制的手段，肮髒此立憲之美名？”

面對紙媒的群起而攻之，朝廷的應對簡單粗暴，即反動案例二：頒布《大清報律》，出版事前審查，壓制言論自由。

一石激起千層浪。

《江漢日報》痛罵制定此律的畜生是“憲政之罪人，國民之公敵”；采用北京白話、深受市民喜愛的《正宗愛國報》嘲諷道：“啥叫《報律》呀？簡直的外號兒就叫收拾報館，堵住報館的嘴，不準你說話，就是《報律》的真精神。”

反動案例三，終極反動：公布《欽定憲法大綱》。

當然你會問，這有什麽反動的，還終極反動？

因為憲法和憲法是不一樣的。有的國家，憲法是exe文件，不可更改，可以執行；而有的國家，憲法是txt文件，任意更改，無法執行。

問題最嚴重的是清政府這版，整個一錯漏百出滿屏亂碼的pdf文件，既不能執行也不能更改。

用軟件轉碼後發現，整個《大綱》分兩部分。

首先是“君上大權”。

通篇都是“議院不得幹預”“不付議院議決”等字眼，結果，皇權比立憲前還大，完全開歷史的倒車，還不帶打燈的。

其次是臣民的權利和義務。

人模狗樣地規定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說得跟真的似的。可惜，所有權利都有一個“法律允許範圍內”的前綴。而所謂的法律都是什麽樣子，看看《大清報律》一清二楚。

也許，這才是最深切的悲哀。

改革已死，只剩一群饑餓的禿鹫，分食地上腐爛的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