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章節

也許是另兩名同事的，也許是早先來過的醫護人員，但它只有一雙，不論哪種情況它都不該是一雙。我只猶豫了一秒，然後用最快的速度把手套扯出來，塞進風衣的兜裏。

我跟在遲海風身後走出巷道，他看着我上車：“回去先确認死者身份。”

“明白。”我點頭，戴上墨鏡，發動車子。

遲海風不認識這個人，這讓我有點驚訝，但轉念一想，三年前那起火災發生時，他也剛調來八處不久，那件事最終被斷定為一場意外，即便私下有些流言蜚語，時間久了也不會再有人費心記得。

而且，三年雖然不長，有些人的變化卻是天翻地覆，如果不是兩天前才見過這個人，我也不敢斷言他就是當年報紙和網絡上那張照片裏的警察。

劉建輝。我記得他的名字。

陽光灑在柏油路上，我的車經過第四醫院時，餘光從後視鏡裏飛快瞥過，院門前兩個醫護人員正從救護車後門拉出擔架，家屬踉跄跟在擔架後，面容是悲痛到極致的扭曲。

每天都有人受傷，每天都有人死去。有人死在愛人懷裏，有人死得悄無聲息。

我一路都在竭力按捺自己不去查看手機，車從刑偵局大門駛入，停在過去半年我每天都去報到的白色大樓後面。有整十分鐘我都沒有動，然後我從副駕座椅上拿過手機，點開郵件。

收件箱裏躺着一封新郵件：給豆奶。

突如其來的失重感攫走我的呼吸。這個世界上，只有周聖宇會這樣叫我。

“給豆奶：就這樣，伴着潮水，整夜躺在你身旁。”

我不是第一次收到這樣的郵件，同樣的郵件還有兩封，沒有署名，內容最長不超過20個字，主題欄只有“給豆奶”三個字。

最早的一封追溯到去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封出現在八月二十日，那之後的第十天，我拿着調任書來到南橋。郵件的日期沒什麽特別，要說共同之處，那就是每封郵件的出現，都意味着一條生命的消逝。

遲海風說得對，這是一起連環殺人案。我有種預感，他遲早會搞清楚這一切，他是個優秀的警察。彬彬有禮和有些随意的外表下，他天性裏的敏銳和警覺暴露無遺，我常常會在看着他的時候想起周聖宇，他們相像又截然不同，周聖宇是潛伏的野獸，時刻具備攻擊性，我熟悉那種攻擊性，但我不熟悉現在的遲海風，偶爾我會忌憚他那雙精光四射的琥珀色眼睛，仿佛在他眼中，一切罪惡都無所遁形。

我仰頭靠在椅背上，等待全身緊繃的肌肉自然放松。

郵件都被抹去了IP地址，無法追查，郵件的內容已經在我腦海裏滾過幾千幾萬次，一閉上眼睛，它們就緩緩浮動出來。

2014年2月28——在囚禁的陰暗裏，為了你，一切又重新蘇醒。

2014年8月20——不要驚醒你的愛人，讓他自己醒來。

這些句子裏都沒有主語，語句中出現“你”或幾乎不出現“我”字的，多是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人，這倒很符合周聖宇的性格，可我知道還是不對，我沒有從這些簡短晦澀的句子裏提取到周聖宇的氣息，相反，它們給我一種奇妙的溫柔感覺。

不論如何，這都不像是周聖宇的手筆，他這輩子都不會對我說出這樣的話。

還能是什麽人，又有什麽人會叫我豆奶。

那是十八年前電視上的一則廣告，因為廣告語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滿城大街小巷幾乎無人不知，周聖宇第一次聽到許承叫我維維的時候，就脫口而出：“維維豆奶，歡樂開懷”，之後十八年，他一直戲谑地稱呼我豆奶。

已經十八年了。這一刻我忽然從心底裏生出一種無力感。我們糾纏了這麽多年，許承也已經走了十一年。

許承是我和周聖宇之間的禁忌，從他死去那一刻起，我們兩再也沒提過這個名字，只能徒勞地背負愧疚的枷鎖，懦弱又自我厭棄地活下去，然後在無人的角落裏回憶他，想念他，卻絕口不提他的名字。是許承的死把周聖宇和我綁在一起。

或者，我睜開眼睛，自嘲又絕望地想，我和他早就綁在一起了，許承只是添上了最後一道繩結，死結。

我打開車門，忽然又生出一絲大逆不道的慶幸，幸好，幸好許承走得早，如果他還活着，看到我和周聖宇現在的樣子，一定無比失望和難過吧。

停屍間有股特殊的氣味，死亡腐爛的臭味用再多除臭劑也掩蓋不了，在清晨的這個時候，那股氣味最為顯著。

我走進辦公室，兩名醫護人員正等着簽發完文件離去，我把表單遞給其中一人，走到窗口點燃一支煙，等煙抽完，辦公室裏又剩下我一個人，我換上白色的實驗袍，走到隔壁房間，這才是我日常工作的地方。

手術用具推車上放着一臺電器，一根線連接着激光棒，我摁下開關，激光棒立刻射出明亮的光線，如同液态寶石浮動在空氣中。我轉到X光桌的另一頭，劉建輝的屍體躺在我正下方，我把他的DNA檢測結果和身份信息報告放在一旁的桌面上，然後俯下身，開始一寸一寸探索這具僵硬的屍體。

激光棒可以找出極細微的證據，甚至汗水裏的成分也會在它的刺激下發出光來，這比傳統的指紋粉和化學藥品有效率得多。但我并沒有報多大希望。果然，屍體上什麽也沒有。

我關掉激光棒的開關，幾乎是同時房門被推開，遲海風陰沉着臉走進來：“怎麽樣？”

我擡頭看他一眼，指了指桌上的報告和檢測結果，遲海風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根煙叼在嘴上，我立刻提醒他：“出去抽。” 他搖搖頭說：“不點。”然後拿起報告，一言不發看起來。

我向他彙報：“死者名叫劉建輝，死因是腦部中彈，脖頸上沒有打擊傷，脊椎斜向斷裂，推測是被兇手徒手擰斷的。”

“指紋呢？”他問。

“沒有，”我回頭望了一眼臺子上的屍體，“确切的說，屍體身上沒有任何可疑痕跡。”

遲海風發出一聲意味不明的冷哼。

我又拿起裝着尖刀的物證袋：“這種刀，進口超市裏有賣，美國非晶體合金水果刀，人民幣599元。”

遲海風在紙張後面擡起臉，挑了下眉，拿下嘴裏的煙：“你怎麽知道？”

“我也在用這個，”我面無表情地說，“很好用。”

他和我對視幾秒，有些嘆息地笑了：“你還真是……和小時候一樣啊。”

“子彈找到了嗎？”為了阻止話題延伸下去，我及時打斷他。

“這可驚喜了，不僅有子彈，還有彈殼，這家夥夠嚣張的，”遲海風說完，臉色卻又沉下來，我想結果一定不太好，果然聽他說，“兩枚子彈，7.62毫米空尖彈，彈殼上有标記，屬于一把三年前報失的64式警用配槍。”

這個結果連我也不免驚訝了一下，公安機關的配槍上都會有些标志，一般情況下根據子彈和彈殼就可以定位槍支來源。不過我并不關心這些，只脫口問道：“怎麽會是兩個子彈？劉建輝身上只有一個傷口！”

“問得好，”遲海風說，“一個釘在牆裏，沾了些人體組織，應該是穿過劉建輝腦袋的那一枚，另一個是在巷子口的水渠裏找到的。”

我剛提起的心又落了回去，掩不住失望地說：“南橋大小街巷的水渠幾乎都引得活水，子彈上的痕跡應該都被沖幹淨了吧。”

遲海風沒有否認，語氣卻奇異的柔和起來，像是安慰：“彈道的人正在檢查，我一會兒拿過來你再看看。”

我不置可否，嘆息道：“槍是劉建輝報失的吧？他曾經在南橋西區派出所當警察。”

“沒錯，正是因為丢了槍他才被開除的，我說看着有點臉熟，竟然是他，”遲海風沒有絲毫驚訝，目光重新落回那份身份報告上，臉色幾番變幻，“所以他當年謊報槍支丢失，結果最後死在這把槍下。不過，我懷疑那第二枚子彈是他自己打出來的，槍在他身上，他有足夠的機會第一時間拔槍反擊，這一槍很可能打中了兇手。”

“真可惜。”我低聲說道。

如果真的打中了兇手，如果子彈沒有落在水裏，那我們現在都不用頭疼了。

“這個兇手真是太走運了，”遲海風輕蔑地說，“早上北新那邊來電話，說他們那去年八月十三號死了一個，是一家酒吧的老板，叫趙東，半夜開車回家，第二天被人發現在離家一條街的公園裏，脖子斷了，太陽穴插了把刀，胸前放着一張紅桃J紙牌。”

我靜靜地聽着，等他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