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章節

那時我能夠提前知道這個消息該多好！我如何都會盡我全力阻止這次手術的發生！我如何才會忘記，6年前的1750年，我可憐的老朋友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被這位赤腳醫生的花言巧語所唬惑，滿懷着複明的希望接受手術——然而手術不僅沒有讓老巴赫的視力好轉，手術的并發症使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幾個月以後，他在萊比錫的家中去世。如今我另一位可憐的老朋友亨德爾也被哄惑……八月二十四號，John Taylor報告對亨德爾的手術成功，然而很快被證明這是騙局。”

“諷刺的是，這位John Taylor‘醫生’晚年在眼盲中度過，并在貧困中死去。”維瓦爾第安慰道。

泰勒曼感慨片刻，繼續說道，“但至少從外界看來，亨德爾的健康并沒有因此特別受影響。從1751年到1758年，他一直在積極地尋求各種挽救他視力的方法，但每一次都果不其然地最後以失敗告終。或許他早已經知道命運的安排，只是依舊倔強地不肯放棄。1759年4月6日，他出席彌賽亞當年樂季最後一場演出；7日，報紙報道他即将照例去英國巴斯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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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亨德爾終究是過于虛弱而無法成行。一周以後，也就是1759年4月14日，他死在了倫敦的家中。他去世的時候，他已經有6年無法上臺指揮，7年無法創作任何新作品，8年生活在完全的黑暗之中。最後的時刻，陪伴在他身邊的是James Smyth先生，一個居住在亨德爾家附近的香水商人。在亨德爾最後的幾年中，Smyth先生的香薰一直安撫着這個旅居海外五十餘年的孤苦伶仃之人，讓病人躺卧的房間盡可能充滿愉快的香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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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的好友一個連接一個死去，我也知道我時日無多。巴赫1750年，皮森德爾1755年，亨德爾1759年，格勞普納（Christoph Graupner）1760年。”泰勒曼回憶道，“亨德爾死後，我依舊照例耕耘我的花園。當年他贈予我的植物，已經郁郁蔥蔥。麥克爾也長大了，那時他15、16歲，正是我當時結識那個贈予我鮮花的人的年紀。我看着年輕的麥克爾，他對音樂充滿着熱情，多麽像當年的我。這一切仿佛就如同輪回。唯一不同的是，當年那個幫助我從自暴自棄的絕望道路上挽救回來的人，再也不在了。有的時候我仍默念着60年前，在哈雷的那個夏天，我們一起閱讀的詩篇第六篇……‘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濕透。我因憂愁眼睛乾癟，又因我一切的敵人眼睛昏花’……然而再也沒有人來鼓勵我堅持禱告。”

“我比起巴洛克晚期的任何一位作曲家都要活得長久。巴赫去世後，這個時代已然結束。亨德爾死後，我雖然還在呼吸，然而我卻感到我的一切都不再屬于這個塵世。1740年以後我基本不再怎麽作曲，只是與晚輩們的聯系讓我有時覺得我依舊與這個世界有所聯系。1765年，當我完成《艾諾》康塔塔後，仿佛艾諾，我感覺我也要投入海洋靜谧的懷抱之中。卡爾·菲利普·伊曼努埃爾，正值青年的小巴赫，常常與我家麥克爾來信，商量着接替我漢堡樂長一職的事宜。我已生無可戀。”

“1767年的6月，我的胸腔劇烈疼痛。我一笑而之，因為我明白這意味着什麽。我惦記着花園裏的那些花兒，它們的故國主人最後的旋律常常在我腦中回響，那是1757年的春天，亨德爾的清唱劇《時間與真理的勝利》首演，其中美神的訣別……”

守護天使請護衛我，

美德的道路請引導我，

當我告別塵世前往天國。

此世間再也無法欺騙我，

也不再有無端的激情悲恸我，

一切歸于信仰、希望與愛。

1767年6月25日夜，86歲的泰勒曼在漢堡家中逝世。他的教子卡爾·菲利普·伊曼努埃爾·巴赫接任了他在漢堡的職務。他的孫子格奧爾格·麥克爾前往拉托維亞的裏加大教堂擔任樂團指揮，在那裏，麥克爾上演了他祖父的21部受難曲，被認為是他祖父音樂的守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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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漫長的一生中，好友雖不特別多，卻也不少。然而，說到底，我卻最為珍惜我和亨德爾的友誼，即便在我們人生的絕大部分時間，我們遠隔重洋，只能靠書信與無言的花卉來傳達音信。”泰勒曼感慨地說，“其中原因很難道清，然而我自以為這與我們在我們年少時期懵懂之時就相遇有關。我立業後，也有許多人接近我、向我示好，然而我保守敏感的內心卻很難區分他們是真心還僅僅出于工作上的禮節甚至是別的需要。然而，亨德爾卻不一樣。1701年的時候，我不是漢堡五個教堂的樂長，他也不是漢諾威王朝的禦用作曲家……我們只是兩個過氣了的‘音樂神童’----倘若我們的幼年确乎有點小成就的話-----被家裏人寄予光宗耀祖的衆望，在被安排的人生的道路上憤憤不平卻毫無氣力反抗。是他讓那個幾乎決心放棄音樂逼迫自己學習法律的20歲的我找回勇氣，讓懦弱的我勇敢地飲下音樂的毒//藥。”略微忏愧地，泰勒曼說，“究其一生，如果褒獎地說，我是個老好人；不客氣地說，我是個悶氣的包子。如果沒有他的雷厲風行與執着強硬，沒有他的果敢與怒火…… ……沒有他的我，恐怕只會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律師，在家鄉馬格德堡碌碌無為地終老……”

“誠然，在我們倆事業的黃金時期，我們的友誼不再是少年時期那麽純粹。很多時候，我懷疑在繁文缛節裝飾的各類文書下，他還是不是當年的他，我還是否是當年的我。”泰勒曼說，“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追名逐利勾心鬥角的生活永遠改變了我們。我只是不确定，我還能不能擁有一個好朋友，我可以不顧及身份，不顧及臉面，不顧及禮儀地，向他傾訴衷腸……音樂的交流讓我窺探到他冷峻的外表下寂寞敏感的內在，然而，這一切都離私下交流太為遙遠。他在倫敦，生活在聚光燈下；我在漢堡，生活也沒有什麽隐私，家庭的醜聞一傳萬裏……”

“如果說我曾經有一個久已有之卻終不得實現的願望，那就是在我們倆成年之後有一次機會，能夠像我們大學時期那樣，哪怕是一個周末，遠離公衆偷偷相聚，面對面說上幾句話，哪怕是一個上午也好……然而英吉利海峽讓我的希望化為泡影。晚年的時候，當我萬念俱摧在園藝中排遣悲傷的時候，當我發現事業坎坷的他也拾起相同愛好的時候，雖然身為公衆人物的我們再也無法在信件裏寫下當年私人的語句，但在默默無言的一批批植物與随之交換的手稿中，我确信我們都能感受到花卉與音樂裏包含的無言的心緒……六十年前哈雷小鎮那兩個少年的影像漸漸模糊，如今冰冷印刷的一幅幅畫像緩緩隐去，所剩下的，是那些纖弱花枝的無言傾訴：它們皆是異域植物，旅居異國多年，雖遭艱難困苦，卻從不曾言語，只是默然地年複一年地開放，給世人并非塵世一般享樂所能及的平和與喜樂……睹物如睹其人，他所贈予的植物，在他還在世時，安撫我的內心；在他死後，它們漸漸成為他生命的延續，每一草葉一舉一動都似嗚咽啜泣，生生打在我心頭……”

“我辭世之前，委托我的朋友們照顧我們的植物們。它們将在那裏繼續生長，紀念我們早年萌芽卻最終只能存在于無法觸及的書信之中的友誼。”泰勒曼說，“無奈我們共同的好友馬特森在我去世之後五年也辭世了。我的小麥克爾更是遠赴拉托維亞不曾歸來……我們的友誼的見證，那些植物們，就如同我們的生命，如同我們耕耘的音樂，如同整個巴洛克時代，消逝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合上手中的書，泰勒曼試圖平靜自己的心情。維瓦爾第也為之動容，“菲利普，你們的友誼并沒有随着當年植物的枯萎而消滅。你們的音樂永遠見證着你們終生的友誼。如果誰沒有看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