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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可真夠慘的了。”

我沒什麽同情心地發了這條消息，看着正在輸入中的圖标出現又消失，如此反複了幾十秒鐘，界面上出現了一句話“困了，睡了”。

我都能想象得出他現在是什麽姿态，一定是揚起手腕把手機扔在一邊，指腹摸過唇瓣，頹廢又好看。

醒醒，陳和平，想想之前你看到的灰白頭發和臉上的細紋，他可不好看了，我強行讓自己的腦子清楚一點，回了一個字“哦”。

第二天，我的郵箱裏出現了之前在國外委托人調查張晨的信息，他第一次出現在街頭尚且沒那麽狼狽，但渾渾噩噩不像個精神正常的人，大多圖片的來源自google map，張晨總出現的位置恰好是采集點，因而我能看到他略微呆滞的眼神，和一張比一張破舊的衣服。

後來，他看起來精神一些了，嘗試去尋找工作，身上卻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求助領事館，卻發覺領事館在另一個城市，對方排遣工作人員需要一段時間。而作為大型移民國家，每一天都有太多的“黑戶”過不下去，試圖尋求幫助，遣返回國也需要時間和調度。等他終于等到工作人員，卻遭遇了侮辱和性騷擾，他把對方的腿打折了，轉身就跑，甚至上了小範圍的報紙。

他總是穿梭在各個公共電話亭，試圖撥通一個電話，有一次還借用了一個好心路人的電腦，調查員找到了他的幾次通話記錄，我看到了那一條過于熟稔的號碼。

到了後來，他放棄了撥打電話，轉過頭做些零散的工作，積攢一點錢，開始接觸蛇頭，試圖偷渡回國。

他攢得有點辛苦，但後來似乎開了運，協助做了幾個社會調查實驗，攢夠了錢。那天是西方的感恩節，他給自己買了一身幹淨的衣服，不太舍得穿，而是拎在了手心裏。他遵守了交通規則，等着紅燈變綠，向前走的時候，卻被突然加速的汽車撞飛了出去。

有好事者拍下了照片，張晨躺在血泊之中，他半睜開雙眼，胡子拉碴，和街頭不幸的流浪漢沒什麽區別。

而他命大，活了下來。

我還在想，這一切是不是他在騙我，買通調查人員不是很困難吧，即使我選了三家，僞裝成很可憐的模樣也不是很困難吧，大不了當拍廣告似的，擺拍上一天。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拿起了手機，撥通了那個名叫“張晨”的電話。

電話響了兩聲才被接通，張晨的聲音帶着笑：“怎麽想起給我打電話，你這個大忙人？”

“……你在做什麽？”

“在染發，不過造型師建議我可以保留一點白發，最近流行的趨勢是銀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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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2000美金的造型師？”

“還是友情價。”

“噗，”我忍不住笑出了聲，又回了一句，“你可太能花錢了。”

“這不有你養着我麽，陳和平，我現在怎麽花，你都能賺得到。”

“這集團本來也是你的。”

“現在是你的啦……Chris姐姐，這個小辮子很好看。”

耳畔傳來了女聲的聲音，倒是聽不太真切。

“那你繼續做頭發。”

“好啊。”

我挂斷了電話，決定去查查張晨當年是怎麽去的國外。倘若他一心賣慘，也犯不着折騰到國外，那太耗費成本和精力，也太容易拆穿了。

調查卻遇到了一些阻礙，張晨連離境記錄都沒有，更不要提航班號之類的信息，等查到張晨當年的監獄，監獄人員拿出了全套的出獄手續，時間卻極為正常，并不像當年我獲悉的那般，提前了一個星期。

當年我買通的內線，這麽多年也杳無音訊，找回他們問清真相，也需要時間。

便捷的手段是直接去問張晨，但我無論如何也開不了口——或許是因為我不相信他，或許是因為我不想再讓他回憶起過去的事，或許單純地，我不想在他的面前流露出一絲軟弱的情緒。

鄭東陽久違地給我打了個電話，約我出來喝茶，他在上次的站隊中站錯了隊，現在平調到了其他部門，手中的權利相比從前，減少了許多。

我應了約，一進門險些有點認不出來了，他也變老了，最讓人意外的是，竟然有了小肚腩。

我腹诽着歲月無情，倒是熱情地同他握了握手，剛剛坐下來，就聽見他說：“別查了，當年是我下的手。”

我低下頭，推了推茶盞，臉上半點表情沒露，随意問：“為什麽啊？”

“張晨知道太多不該知道的東西了，不适合留在國內。”

“所以你就提前七天把他送走了？”

“對。”

“不至于做得那麽過吧，”我抿了一口茶水，臉上的肌肉變成了淺淡的笑，“張晨也不像是那麽偏激的人，非要拖着你下去。”

“你父親……”

“我沒有父親。”

“白先生派人來處置這件事，只需要我打個招呼提供些便利，”鄭東陽說得有點猶豫，“我告訴你這些事，你不必再查下去了，我們總歸是朋友。”

“你們就這麽把張晨送到國外去了，什麽證件都沒給他留？”

“放在了國外的療養院裏，福利待遇都還好，後來不知道怎麽的，張晨就消失不見了。”

“原來是這樣啊。”

或許是我的語氣太過平淡，鄭東陽也舒了口氣，他說：“你可別再查了，最近不怎麽太平。”

“放心，我不會查的，過去的事，不都過去了麽。”

我和鄭東陽一起喝過了茶，又聊了些輕快的話題，握了握手，上了兩輛不同的車子。

我翻出了夾在上衣口袋的筆，擰開筆蓋，按下了保存的按鈕。鄭東陽不該這麽放心我，我這個人啊，一貫會錄音，也一貫會舉報。

當初兩個集團合并的時候，白先生底下有一套班底，我自身有一套班底，我這麽多次的清理，動的大多的是自己身邊人，卻從來未曾把目光掃向另一波人。這或許是一種慣性思維，總以為會是吳銘或者董事鬧騰出的問題，沒有想過白先生人都死了，還要試圖掌控我的人生。

有了方向之後，再調查就變得容易起來。

張晨真正出獄那一天，正是我官方宣布與張晨離婚的時候，他在監獄的門口沒有等到我，卻等到了據說是我的人。

那些人對他說，是我想送他走。我不知道他那時候有沒有相信他們的話，但總歸最後的結局是被送走了。

白先生的人将張晨送到了一家偏僻的療養院，用的名義是精神失常。我派人去那家療養院調查，拿回來僞造的診療記錄。

翻開前我喝了一杯咖啡，看到了一半，合上了診療記錄，冷靜地摔碎了咖啡杯。

他們說張晨産生了幻想，幻想自己是集團的前任董事長，幻想他有很愛他的人。

他們說張晨是同性戀患者，病人的家屬希望能夠順手治愈這一點。

他們說張晨的每一句話都不是真的，當他沉默的時候，他在思考着傷害別人。

他們像對待一個病人一樣對待張晨，逼迫他吞咽過量的利培酮和奧氮平，将他關在寬敞明亮的房間裏，叫他能看到外面的風景卻不讓他出去，張晨逃出去一次，卻在離開後不久又被抓了回去……

我用冷水洗了一把臉，重新打開了病歷本。

同性戀的治療卻不怎麽順利，即使一邊循環播放GV一邊進行催吐處理，張晨依舊表現得從容淡定，仿佛不受一點影響。

臨時來的人員“迫不得已”地上了電擊療法，後來又“無奈停止”，直到有一天，張晨的“病情”突然加劇了。

我又向後翻了一頁，發覺病歷本裏夾着一張照片，背面上寫着“有助于治療”，正面上卻是我與李婉婷，她穿着婚紗我穿着禮服，我們湊得極近，乍一看，像是在親吻彼此。

記錄員用冷靜的口吻寫着：“病患對照片有較大的應激反應，但偶爾會有攻擊性，建議……”

我的頭久違地疼了起來，所有的碎片拼湊出了與我認定的并不相符的故事。我不願意相信張晨過得那麽慘過，我更願意相信張晨在國外活得逍遙自在。

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

即使這個故事是真的……

我知道我并沒有做錯什麽，并不是我将張晨送出的國外，并不是我将他關押在療養院，并不是我叫他從裏面逃出來，并不是我派人去撞傷他，我接手了他的事業，我将他從國外接了回來，我為他準備了最好的物質條件，我在請醫生來為他看病，我甚至對他若有若無的接近放任不管、近乎默認。

但我終究止不住自己的本能，沒有理會詫異的下屬，沒有去管接下來密密麻麻的行程，直接去了地下的停車場，開了車向郊區行駛，路上遇到了紅綠燈，我看着一群小學生，帶着黃色的帽子蹦蹦跳跳地從我的面前走過。

我久違地懷念曾經。

小黃帽剛剛開始推廣，一沓帽子從最前面穿到我們這邊，我抓起了一頂帽子，蓋在了張晨的頭上，他的臉立刻變得很難看，我又抓了一頂帽子，蓋在了自己的頭上，将剩下的傳到了後面。

“張晨，我戴這頂帽子好看麽？”

“好看個鬼啊。”

“我戴估計不好看，你戴着挺好看的。”

“切……”他轉過頭，臉卻紅了，“算你有點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