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二更

不過宗齊光顯然不願意提,張蘭莛也不會主動說，她只能把這份好奇憋在心裏。

回了阜成門小院，宗齊光才說：“哥哥考慮的是對的,你要小心一點。”

“這不就是明哲保身的那一套嗎？”

“這叫‘謹慎’，小心駛得萬年船,懂不懂？”

“太小心了吧？我就是做一點最基本的工作,稍微高深一點的也輪不到我們學生參與啊。”

“嗯，我會注意的，你要是不想繼續待在檔案室了,我給你找點別的事做。”

“到時候再說吧,我先把手裏這個案子做完。”

同寝但沒有同住過的室友吳婧是中文系的，她也是個積極分子,也剛交了入黨申請書。她所在的中文系也給她安排了找檔案的活兒。

這天下午,吃過晚飯,宗齊光去打籃球了,姜明光回寝室看看。不能說大學四年連室友的臉都對不上吧。

吳婧來開了門,姜明光驚訝的問：“你怎麽哭了？”

再一看,吳婧和其他幾個女孩都眼圈紅紅的,她更奇怪了,“出什麽事了嗎？”

吳婧勉強一笑，“沒有。”小心的關好門。“我們正在——正在看一份檔案。”

“誰的？”吳婧一說她就明白了,別說，那些右|派裏真的很多下場極慘,不知道怎麽死的,也不知道死後怎麽處理的遺體。

“你看看吧。”吳婧塞給她一個作業本。

檔案肯定不能随便帶出來,吳婧便用作業本手抄出來。

這位學長是個女生,出生于1932年,親舅舅參加革命很早，曾任江省的我黨負責人，犧牲的也很早，1927年死于“四一二事變”，屍首沉在長江，再也找尋不到；母親在解放前是少有的女性企業家，暗中幫助地下黨，捐錢捐物捐藥；父親留學英國，回國後擔任過一些國民黨政府的職務，也曾經幫助過一些我黨地下工作者；學長也能算是個富二代，白富美，接受過極好的教育，15歲就瞞着父母為組織工作，可以說覺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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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檔案中有不少同學師長對其的評價，稱其“娴靜似嬌花流水，行動似弱柳迎風……”，又稱其為“燕園林妹妹”。學長原本随父姓彭，解放後毅然跟不夠進步的父親決裂，去掉父姓，改“彭令昭”為“林昭”。

同學的描述可能也說明林昭的身體并不好，并且素有才華，畢竟不是人人都能跟林黛玉“碰瓷”的。

林昭1954年以江省文科第一考進圓明園職業技術學院，填報志願中國語言文學系，成了中文系才女。她的志向是成為當代最優秀的記者，選擇了新聞專業（當時新聞跟中文還沒有分開）。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957年5月底的一天。

有人貼出了本校第一張大字報，因而成為了人民群衆的對立面，東大門外的馬路上成了一個群情激昂的場所，林昭跳上桌子，問出來：“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麽又勃然大怒了呢？”

現場群衆記下林昭的一言一行，當時有人質問：“你是誰？你叫什麽名字？”

林昭問：“你是誰？你有什麽資格問我？”接着她又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系。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們為了她的敢說而靜默。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這位勇敢說出“刀在口上之日”的學長，在這天晚上寫下了“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盡管孩子過于偏激，說錯了話，怎麽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的日記。

之後，更說出了“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這樣的“真話”。

在特殊年代，說真話的反而成了階級敵人，這是多麽可笑又可怕的事兒啊！

檔案很厚，以至于吳婧抄了整整一本作業本。其中收錄林昭的“罪狀”，很多日記，群衆的檢舉信和“劃清界限”的公開信等等。

客觀的說，學長很天真，換個人很可能就認罪了，但她從不曾認罪，始終認為自己沒有錯。對呀，說真話怎麽成了“錯誤”呢？這是多麽荒謬的事情啊！

1960年，林昭因某事被捕，她的父親當時是“歷史fan革命”，已經跟她母親離婚，在街道接受群衆監督改造，靠糊火柴盒為生，聽聞愛女入獄，幾天後自殺身亡。

數年後，林昭死後，其母精神崩潰，流浪街頭，最後死在滬城街頭。

平反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這是時代的悲劇。以林昭的文化素養和見識，做新聞記者會是一個“敢說真話”的記者，成為學者也會是個認真的學者，一定會在新聞界或歷史、文學界有姓名。

女孩子們哭得稀裏嘩啦，為學長感到惋惜和不平。

但斯人已逝，我們能做什麽呢？

吳婧說：“學長是榜樣，過去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只希望國家的未來越來越好！”

姜明光深表贊同，“錯誤是很可惜，但正因為錯過，現在才更應該吸取經驗教訓，避免再次犯錯。我相信國家是會越來越好的，人民會越來越富裕，國家會越來越強大。這一點一滴需要人去做，不做，就永遠不會改變和改善。”

“你說的很對。”另一個女孩說。

“我覺着一個人的力量太少也太小了。”又一個女孩說。

“一個人的力量是小，但無數個你我、無數個林昭便能彙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将來我們不管做什麽職業，都是在為這個‘力量’做出貢獻。”吳婧說：“‘勿以善小而不為’，也不要輕視自己，女孩子一樣能夠做出大事業！”

吳婧跟學長很像，也很理想主義。但理想主義并不是貶義詞，相反，“理想主義”才是人類的“靈魂之光”。

我們都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宗齊光說：“吳婧可比你進步多了。”

“哎呀！怎麽地？”捶他一下，“我還不夠有覺悟呀？”

“有有有，有覺悟的很！哎，你要不要進校刊編輯部？”

“校刊？哪一本？”有好幾本校刊呢，有學校黨支部主辦的，有學校共青團委主辦的，也有院系自己主辦的院刊，但一般都叫“校刊”。

“《燕園》。”

“你可以啊，進了學生會，變成有權階級了。”本科生不到8000人，是因為正常招生這才是第三年。

宗齊光嘿嘿一笑，“沒有沒有，我剛進去，說話不響，不過你要進校刊還是沒問題的。”

“我才大一，現在去校刊是不是太‘資淺’了？”

“你笨了吧？我說你行，你就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

恢複高考後的這一批學生，大多數都志向高遠。進了大學就等于有了鐵飯碗是生存需要，跟遠大志向并沒有沖突，媒體上、大學中，熱烈讨論的也都是“我們要往哪裏去”的宏大論題。

特殊時期打亂了國家發展的步伐，導致經濟倒退，閉關鎖國，對外形象也相當糟糕。

這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也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時代。

經過3年的讨論（76年到79年），當代大學生們已經基本認可了要從基礎抓起，要從基層做起的路線。除了普通大學的基礎學科之外，師範類院校是幾乎所有省市考生最青睐的學校，進了師範院校，國家全包，師範生甚至還能省下生活費寄回家。

“教育為先”是中國人的共識，只要能讓孩子讀書，稍微有點腦子的家長都會盡量支持孩子求學——女孩子除外。

吳婧認為應該從基層抓起，要讓學校挨家挨戶去跟失學兒童的父母談話，免收少收學雜費，尤其是女孩子。

吳婧也是城裏孩子，實際也沒有真的下鄉體驗過。

“你要知道那些家長的想法，懂得要讓孩子上學的家長就已經算是有點文化了，我國的文盲率還是很高的，30歲的文盲大概——有10%？”姜明光不确定的說。特殊時期也導致基層工作很難做，很多統計數據都沒有，比如文盲率，比如識字率。

識字率的标準其實很低，國際通用的“識字”的定義是“15歲以上合法勞動人口能讀寫本國官方語言”，識字率顧名思義統計的就是該國能夠“讀寫官方語言”的人數，識字率反應的是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和發展水平，新中國成立之初，識字率只有10%，文盲率高達80%以上。

中文由于是象形文字，有識字和書寫的雙重難度，跟字母語言相比，難度大增，計算識字的标準也是全球最高。

“很簡單的事情，讀了書就好找工作，文盲誰要呢？就是去當個跑堂的，你連菜名都不認識，你也做不了這份工作呀。”吳婧說。

作者有話說：

林昭的具體事情有興趣的可自行搜索。

本作者絕對擁護我黨，所有關于我黨的內容全部正面積極向上。由于晉江不讓寫我黨全名，只能簡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