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尋子捉蟲非

茫然地在火車站裏坐了好久，頭頂的電子顯示屏滾動條目後面，是2002年11月9日。

剛才在洗手間狠狠甩了自己兩個巴掌，臉頰火辣辣的痛感還存在，明确提醒我這是十一年前的秋天。

今年我才二十七歲，剛從西部支教回來。

還沒有收養池遷。

從南川火車站出來，外頭陽光濃烈，我仰頭深深呼吸了一口氣。

這時候他應該才九歲吧？九歲的池遷會在哪裏呢？

一輛私家車開到我面前，一個臉圓圓的女司機把車窗搖下來：“帥哥，去哪裏？”我搖搖頭，她伸出手往出租車等候處一指，那裏正大排長龍，說：“上我的車吧，比打車便宜，又不用等。”

重生帶來的震動讓我迷惘，我其實還沒有想好要去的地方，眼睛無意瞥見擋風玻璃前夾着一張照片，是個男孩，有些羞澀地沖着鏡頭在笑。于是我想起了立秋打給我的最後一個電話，稀裏糊塗就上了車。

女司機一邊發動車子，一邊問我：“去哪裏？”

我極力回想了一下，立秋說的不知是照水村還是道水村，我有點拿捏不準，于是問司機：“南川下面有沒有個叫照水村的地方？”

女司機想了想，說：“有的。”

那應該就是那裏，我點頭：“那就去照水村。”

車子很舊了，大概是二手車，應該是收音機的地方變成一個洞，幾張光盤堆在裏頭，女司機在裏面掏了掏，挑了一張，是王菲的《紅豆》，不知是盜版還是聽了很多年，音質很差，女司機把着方向盤，跟着沙沙的歌哼着聲。

我指着照片：“那是你兒子？”

她往那邊瞟了一眼，圓圓的臉上露出笑來：“是啊，讀六年級了，小猴子一樣，上竄下跳，根本管不動......”

車子開出南川鎮，窄小的公路一邊是山，一邊是一階上一階的梯田，一塊塊種滿了水稻，嫩嫩的綠色，在風中微微動搖。我望着窗外說：“我也有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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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司機從後視鏡裏吃驚地看我：“哎呀，你這麽年輕就結婚生子啦？”

我一笑：“我都快三十了。”

她顯得更吃驚了，連連說：“看不出，看不出，真是看不出，我這麽看頂多就二十。”

做生意的人說話就是誇張。我笑了笑，沒說話，伸手把玻璃搖下來，一股清涼的空氣夾了點塵土味撲進來，我吹着風，深淺不一的綠色從眼前飛快掠過，心漸漸寧靜下來。

當年，立秋在電話裏的哀求一直是我心頭抹不去的刺，刺在最疼的地方。

“我能想到的人只有你了。”那天，她從監獄裏給我打電話，那時我人不在南川，已經前往西部一個窮旮旯教書，她找了很多人，沒人肯幫她，後來她又問了好多人，才問到我的電話。

說完那句話後她開始哭：“我知道我對不起你，我知道，可我真是沒辦法了，如果連你也不幫我，那孩子可怎麽辦呢？我現在這個樣子，我的孩子可怎麽辦呢？”

她在1996年嫁給我，那時我大學剛畢業，分配在南川一中教語文。

我跟她是十年的同學，初中，高中，大學四年。她是我除了父母感到最親的人，我們在一起從沒吵過架，所以到離婚那天我才知道她從不愛我，她跟我在一起只是賭氣，為了氣另一個男人，不惜拿一生來開玩笑。

她現在的模樣我有點記不清了，大概是總被濃妝覆蓋的緣故。但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十七八歲的樣子，眼下一粒淚痣，笑起來眉眼一彎，溫暖得不得了。那時她抱着一摞模拟考卷用肩膀撞開教室門，陽光趴在她束成一把的黑發上，長馬尾随着她的步子一晃一晃，于是陽光也是一晃一晃的。

離婚後我才知道我短短半年的婚姻和近十年的愛情都是一場笑話。

她十八歲肚子剛剛大起來的時候休的學，不肯打掉孩子，躲在鄉下姥姥家，最後為那個男人生下一個兒子，剛生下來就被她媽媽送走了，送給一個沒小孩的親戚撫養，而那時她剛成為我的女朋友，用來搪塞我的理由是生病。

她突然消失，我聯系不上她，92年的南川連公交車都沒有普及，我一個人在大冬天騎了三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她家找她，她媽媽攔住門，不許我見她，也不告訴我她在哪裏。

回到學校後她的情緒很差，怎麽逗都不笑，也不吭聲。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她，沒敢多問，我從來沒往未婚先孕那方面想過，從來沒有。

後來是平淡如水的交往，結婚，半年後，她抱着一個五六歲大的孩子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諒她，讓我放她走。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池遷，他靜靜地靠在媽媽懷裏，低着頭，垂着眸子，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那是一種任人擺布的麻木淡漠。我沒想到會從一個孩子臉上看到這種表情。

他長得和立秋很像，下巴有點尖，雪白的臉，眼下點着一顆淚痣。

可我不敢看他，因為他同時也很像那個發誓要給立秋幸福、将她從我身邊奪走的男人。

或許這就是池遷說我不愛他的原因，我總是克制和他眼神接觸，或許自己內心是慌亂的，可在九歲的孩子眼裏，不是排斥是什麽呢？

面對立秋的哀求，我胸膛裏就像有什麽東西在咬，一口一片血肉，疼得我眼前一片模糊，我怕我在立秋面前落下淚來，那樣我連最後的自尊和倔強都沒有了。

我最終如她所願，放她自由，然後我收拾了點東西，像個喪家之犬一般逃離了南川。

立秋和那個男人結婚了，婚後不到三個月，那些泡沫一樣的幸福誓言破碎了，那個曾在她耳邊說着甜言蜜語的男人開始打她，有時是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有時是因為在外面受了氣，有時只是單純不痛快而已。

最嚴重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男人從廚房裏抄了把剁排骨的菜刀，揪着立秋的頭發就往廁所拖，立秋吓得開始掙紮，那把刀就架在她脖子上，差不多只有一厘米的地方。

七歲的池遷放學回來，聽見媽媽的哭叫聲，就跑過去，用書包打他爸爸，用自己的頭和身體撞開他。那個男人早已急紅了眼，舉着刀就往孩子去，立秋從三角架子上抓了一把剃刀，一下紮進男人的脖子裏。

她被判了無期，連她媽媽都不肯談起她，她走投無路，在監獄裏哭着求我照顧她的兒子：“阿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那孩子還那麽小，我求求你，你就當是可憐可憐我......”

就算是現在回想起來都還眼睛發酸，說不出拒絕的話來，雖然我那點工資養活自己都夠嗆。

那時我說我現在回不去，但我可以寄錢給他。

“他在照水村，我姥姥幫忙養他......”立秋來不及說得更詳細了，她旁邊的獄警在催她，時間到了。

後來我只有托朋友衛衡去打聽，費了許多周章，才找到孩子的地址，本想讓衛衡将他帶到我父母家暫時安頓，可衛衡對我說，那孩子不肯，想陪在老人身邊。

得到這個答案，我沒有再多勉強，只是每月托寄錢給他們，想着支教結束再去接他。

在支教第二年年初，衛衡打電話和我說，立秋在獄中自殺了，她把牙刷的另一頭磨得像刀子一樣尖，用那東西結束了二十六歲的生命。聽和她住在同一間牢房的女囚說，她整夜整夜不敢睡，一睡就會夢見那個殺人的夜晚，然後又尖叫着吓醒。

我那時握着電話站在望不到盡頭的麥田裏，同批次來支教的老師撥開金澄澄的麥穗來找我：“陳俨，陳俨，你在哪？”我一轉頭看到他，他被我滿臉的淚水吓得手足無措。

我無法形容我的感覺，我猜我只是難過，因為我想到，我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

我曾和她校園操場後邊的小樹林裏親吻，我閉着眼，她睜着眼，長長的睫毛在我眼皮上微微顫抖。晚自習下課，夾在湧出的人流裏慢慢走，肩膀撞着肩膀，手臂摩擦，然後我抓住了她的手，她沒有甩開我，也沒有回握我。手心慢慢沁出汗，那帶着潮濕的溫度我至今還記得是什麽樣的。

再也見不到了，那個我愛了十多年，卻沒愛過我的女人。

重生一回，想起這些倒沒有曾經的悲痛了，那之後過了如此漫長的時光，即使和池遷的關系莫名僵硬，卻也不能否認，有他在身邊，我的傷口才能愈合。

反而臨死前池遷說的那些話，想起來都會悲傷到心悸。

我曾經那樣辜負過他，這輩子，我想好好愛他。

大概下午三點，我下了車，走在布滿砂礫的黃土路上，運送煤礦和石頭的大卡車在我身邊呼嘯而過，揚起一陣沙塵暴一樣的塵埃，我退到路邊的雜貨鋪門口躲着，有兩個老頭坐在石墩上抽煙。

我從口袋裏掏出煙，抖出一根遞給他：“阿公，你曉得張定富家在哪不？從這要怎麽走？”

張定富是立秋姥爺的名字，早早就過世了，但以前的女人嫁了人，名字大多都被忘了，別人叫她們就叫誰誰誰家的，因此我就算想找的是活人，也只能問一個死人的名字，不然就別想找到。

上輩子，我沒有親自去接他，我先回了父母家，過了好久才想起他的事，然後倉促地托衛衡找人去接他，後來也沒有問過他，所以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住在哪裏。

其中一個老頭用渾濁的眼睛看我，站起來，把煙夾在耳後：“說不清，我帶你去。”

我跟着他在房屋和房屋之間的窄小的間隔裏轉悠，上上下下，最後停在一間倒了半拉牆的院門前，門都少了半邊，貼在兩邊的春聯破爛不堪，碎裂的紅色被風掀得嘩嘩響。

這種地方哪裏能住人，我往裏探頭，院子裏荒草蔓煙，破瓦滿地，幾只鳥被我驚得撲騰着翅膀飛到沒了瓦的屋頂上，歪着腦袋打量我們這兩個入侵者。

我回頭對老頭說：“你是不是弄錯了？”

“沒錯啊，”老頭吧唧着嘴說，“張定富婆娘沒了之前一直都住這兒呢，出殡那天我還來擡棺呢。”

我一驚：“張阿婆沒了？”

“早沒了，早半年就沒了。”

半年前？！

我忙再問：“那一直在她家的小孩呢？”

“不知道。”老頭搖頭，“那小鬼很久沒見過了。”

我的心一點點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