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軟實力，(1)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和新的話語，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诠釋的新認知。有人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其實，西方對中國的“罵”，背後透露出的是對中國政治軟實力崛起的擔憂，因為中國話語有可能成為終結西方話語霸權的重要力量。如果說世界已進入了“後美國時代”，那麽世界實際上也已進入了“後美國話語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中國話語的分量舉足輕重，好戲還在後頭。

實際上，只要走出歐洲和北美，到處都有中國模式給人帶來的觸動：幾乎中國周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都在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經驗，非洲很多國家和古巴等拉美國家也在關注中國的經驗，西方有識之士也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軟實力。中國的政治軟實力是中國成功崛起的關鍵。我前面已經提到，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孔子學院等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國話語、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而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于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且對于解決世界的問題都要有一定的影響力。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話語、新的範式變化、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诠釋的新認知。有人說，中國已經解決了“挨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實際上，西方對中國的“罵”，背後透露出的是對中國軟實力崛起的擔心和疑慮，因為随着中國的軟、硬實力的崛起，中國話語有可能成為終結西方話語霸權的重要力量。如果說世界已進入了“後美國時代”，那麽世界實際上也已進入了“後美國話語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中國話語将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作為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話語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實事求是

1985年9月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來中國訪問，想了解和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9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他，我擔任翻譯。那段時間鄧公的心情很好，他最關心的幾樁大事都處理得比較順利：農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區建設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鄧小平告訴羅林斯：“我們正在探索一條适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講這番話時，我感覺他好像松了一口氣。在這麽大的一個國家裏，探索一種前人從未走過的路，經過7年的艱辛探索，現在指導這個實驗的最高領導人說“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走出了一條既不沿襲蘇聯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發展道路。這很像一個老師給自己指導的實驗打分：結果不錯。

當羅林斯當面懇請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時，鄧小平說：“如果說中國有什麽适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計劃。”鄧小平還進一步解釋，“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然後吸了口煙，補充道，“恐怕這一經驗比較普遍适用。”

羅林斯告訴鄧小平，他還要去廈門訪問，鄧小平很高興地說：“那是我們的特區，有一些成績，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确實，鄧小平對特區建設的關注，很能體現他倡導的那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鄧小平就專門去深圳特區視察，他一開始就和當地領導打招呼：“我暫不發表意見，主要是看和聽。”當時國內對于特區“姓社”還是“姓資”很有争議。果真，鄧在視察過程中很少發表評論，而且沒有為深圳題詞，幾天後，鄧小平抵達廣州，對自己在深圳的所見所聞進行了思考，然後他才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确的。”訪問深圳後鄧又去視察廈門特區，他還是以看和聽為主，離開廈門後才題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并一言九鼎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後來我陪羅林斯去廈門特區訪問，他一路興致盎然，說中國的不少做法對加納有啓發，他還對福建省的領導說：“西方人總是給你規定一個模式，只能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而是要實事求是。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是一種西方遠遠不及的智慧。”我後來去加納訪問過兩次，對羅林斯訪華後根據自己國情推動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認識，這些改革增加了加納經濟的活力。

回憶這些往事無非想說明一點：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導思想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的理念，而且這個理念的意義超出中國的國界。“實事求是”是個很中國的概念，最早見《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指的是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态度，後來明清之際興起的“實學”又把它解釋為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律和法則，英文翻譯成seek truth from 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應該說是比較到位的。後來毛澤東主席又把它上升為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把這個概念再次提出，認為毛澤東主席晚年的錯誤就是因為他違背了自己提出的這個理念，鄧小平還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式确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由于有了這麽一個“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态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這使得中國可以以罕見的勇氣、廣泛地借鑒別人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經驗，大大地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發展。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保險業到股票市場，從科技研發到商業物流，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大膽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好經驗、好方法。

這個概念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奔向現代化的覺醒，很像歐洲經歷過的啓蒙運動，中國人也經歷了一個從“文革”時相信神到相信實踐和理性的過程，中國的“實事求是”與歐洲啓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這就是雙方都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态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且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實事求是”畢竟是中國古老文化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産物，擺脫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惟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需要由社會實踐的結果來檢驗，而檢驗的标準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整體利益。

西方的理性主義，在創造了偉大工業文明的同時，也曾帶來過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等惡果。中國的實踐表明，與西方大國在其理性主義指導下的崛起不一樣，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沒有給世界帶來戰争，而是帶來了更多的和平和發展機遇。

實際上，中國今天是真正堅持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提倡的懷疑精神與理性主義，不斷地反省和批判未經中國自己實踐檢驗過的概念和信仰，不斷地探索和尋求解決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覺得西方則故步自封甚至思想僵化了。比方說，西方總認為在發展模式方面，他們已經窮盡了真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代表的就是這種觀點。而實際上，世界文化之豐富、歷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種發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窮期。從哲學視角來看，“實事求是”的理念比“歷史終結論”不知高明多少倍。

中國人有謙虛好學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學習型社會是我們今天的口號，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國永遠力争上游，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在這個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經常看到一些無知、偏見，甚至傲慢，有時也忍不住要談談中國人的智慧，而“實事求是”就是這樣的智慧。我想，如果當初美國的布什政府有那麽一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犯入侵伊拉克，推動中東美式民主化的大錯。多少人在布什發動入侵伊拉克戰争之前，就告誡美國政府，美國可以推翻薩達姆政權，但治理不了這個由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組成的非民族國家，但美國聽不進去。我走過十來個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邊接壤的所有國家，深感中東問題的繁難和棘手，因為其沖突源于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語言、經濟等錯綜複雜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國人靠“民主化”一句口號就可以解決的。

其實，如果美國喜歡，它盡可以繼續推動其“中東民主化”計劃，但結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經選出了一個令美國頭疼的哈馬斯政府，埃及也會選出同樣令美國頭疼的“穆斯林兄弟會”執政。現在一些西方人歡呼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而我估計“阿拉伯之春”不久就會變成“阿拉伯之冬”，西方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害更大。

同樣，如果俄羅斯領導人當初有那麽一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采用美國人幫它設計的“休克療法”，而且不經過小規模的實驗，就在整個國家推行這種激進的轉變，結果加速了經濟的崩潰。至今普京的助手還在感嘆當初為什麽沒有學一點中國人的智慧。同樣，如果我們一些亞洲鄰邦當初也能有那麽一點“實事求是”精神，就不會在條件遠未成熟時就輕信美國的建議，貿然全面開放自己的資本市場，結果一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崩潰，發展倒退了20年。

實際上智慧是不分國界的。我這裏也可以做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較：中國這種實踐第一的觀點似乎比較接近英國政治變革中的經驗主義。經驗主義也是一種智慧。歷史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發生在18世紀下半葉，被稱為“雙元革命”。我們國內長期的教育中，對法國大革命總是贊揚得多。這種激進的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也影響了中國，從“文革”中我們看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要在人的靈魂深處鬧革命，要按照一個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在西方，許多思想家對法國政治變革模式持更為謹慎的态度，很多人認為其代價太大。甚至有史學家認為正是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的成功，使英國經濟遠遠領先法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從而使英國避免了法國血風腥雨的革命。

法國的理想主義道路，現在看來代價确實過高。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先是20多年的拿破侖戰争，後是30年衰退期，然後是1848年革命，後來又有1870年普法戰争，法國戰敗。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到了1946年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一直到了1962年的第五共和國時期，确立了總統制，國家政體才真正穩定下來。但法國經驗中有一點值得中國注意，那就是堅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們認為英美文化總是強調弱政府，但法國人從不諱言：弱政府不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傳統是強政府。

中國經歷了“文革”，經歷了從1840年鴉片戰争以來的無休止的戰亂和動蕩，最後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從1979年開始了持續至今的改革開放，這也是中國的工業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這場革命的成功，使我們避免前蘇聯經歷的那種“休克革命”，并通過自己的工業革命使人民生活大為改善、使中國現代化事業順利起飛，并形成了國人對“實事求是”和漸進改革的共識。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還有不少問題，今後也會遇到新的挑戰，但正如鄧小平所說，“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只要這樣，我們可以逐步解決我們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我曾在倫敦參觀過丘吉爾紀念館，講解員對我說，丘吉爾對國際關系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為他和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起草了《大西洋憲章》，只有一頁紙，但卻影響了戰後整個國際關系的演變。我告訴他還有一位中國人，叫鄧小平，他只用了四個字就改變了13億人的中國，并正在影響和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這四個字就是：“實事求是”。随着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作為中國現代化指導思想的“實事求是”理念也會逐漸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為中國政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解決全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提供一種新的思想來源。

二、和諧中道

“和諧中道”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概念。早在儒家文明創生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認為，“和諧”概念由“中道”衍生而來。“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也不是被動的中間道路，而是尋求積極的對立平衡，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在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中，這種精神得到了真正體現。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條積極穩健的中間道路，确保中國不再走極端，不再走任何激進的路線，從而使國家能夠在一個比較穩定有序的政治環境中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不和諧的因素。我們的文化傳統歷來講究和諧文化，特別是人與人的和諧，人內心深處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但随着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巨變，這三個方面都出現了不和諧，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少了，人的內心沖突多了，人對自然的破壞大了。現在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某種意義上就是呼喚回歸傳統，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重建這三種和諧。當一個社會經歷翻天覆地的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時候，出現不和諧現象恐怕在所難免，其他國家工業革命的時期也經歷過類似的問題。但是如何在社會發展的一個更高層次上建設和諧社會對我們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但是中國有着“和諧中道”的深厚文化傳統，這為我們回歸和諧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資源。一個中國人，只要懂中文，能讀能寫，“和諧”、“中道”、“與人為善”這些文化因子就會永遠溶化在他的血液中。這種文化底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們的社會普遍渴望和諧，這是一種龐大的社會“需求”。今天的國學熱、中國文化熱、慈善事業熱、回歸自然熱，實際上折射出了我們人民渴望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渴望人內心的和諧，渴望人與自然的和諧。二是這種文化底蘊，一旦被激活，就會成為我們民族走向和諧的巨大精神力量。汶川抗震救災就一下子激活了蘊藏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這種文化底蘊，我們的人民展現了跨越職業、地位、收入的大善、大愛和血濃于水的中

國親情。這是一種偉大精神的“供應”。有需求，有供應，“供”“需”相呼應，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走向和諧的精神動力，這種動力使我們今天可以有信心在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的同時，重新找回中國人的心靈家園，最終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和諧、人道和溫馨。

中國社會需要和諧，國際社會也需要和諧。随着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的問題日益增多，從反恐到全球變暖、從環境治理到消除貧困、從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國通過協商來妥善處理。但我們這個世界上總有那麽一些國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改造其他國家，否則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戰後流行兩種理論，一個叫做“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種叫做“歷史終結論”，認為世界發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階段，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領世界各國走西方之路。

在這兩種理論影響下，美國推行着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諧。美國先是不顧國際社會的譴責，入侵伊拉克，然後又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推行所謂的“顏色革命”，還在整個第三世界推動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亂成一團，成了美國反恐失控的心頭之痛；格魯吉亞的政治亂局尚未結束。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我都訪問過：烏克蘭選舉情況表明，親俄羅斯的人和親西方的人勢力旗鼓相當，結果紛争不斷，國無寧日，整個社會無法和諧。吉爾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無休止的黨争，社會整合乏力，經濟停滞不前，整體發展水平遠遠落後于我們的新疆地區。至于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價值觀外交”，更是導致了很多國家政局動蕩，種族和民族沖突激化，民生更加艱難。美國在世界上的聲譽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麽糟糕。

我有時也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麽在對外政策上，美國就絕對不願意推動國與國之間的和諧呢？我前後去過美國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從歐洲出發去的，得到這麽一種感覺：美國與歐洲的一個很大差別就是宗教勢力的影響更大。特別是“9·1l”以後，美國的宗教情緒越來越濃，禮拜天教堂人滿為患，由此而産生的就是一種更加強化了的美國“傳教士精神”，認定美國是上帝的“特選之國”，而且是“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加上前面說的“民主和平論”和“歷史終結論”，這一切終于導致了美國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傳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這個超級大國的這種心态不變，世界和諧恐難實現。

但是綜觀人類歷史，“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方式曾經導致了歐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他戰争，幾乎摧毀了歐洲文明。歐洲人總算從中汲取了一些教訓，但很多歐洲人至今還是不願意放棄所謂的“顏色革命”。美國則似乎還沒有汲取多少教訓。其實，任何一種宗教和理論，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惟一和極端，就容易變成原教旨主義，如果還要把它強加給另外一個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為它往往損害了一個民族的集體尊嚴，特別是如果這個民族曾經經歷過西方的欺辱，對西方有某種不甚愉快的屈辱記憶的話。

我們與人為善、“和諧世界”的理念和實踐已經為中國贏得了更多的朋友和聲譽。近年一系列國際民意調查都表明，中國的國際形象好于美國，英國廣播公司2005年上半年就中國、美國和俄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問題，在22個國家進行了民意調查，肯定中國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的為48％，而肯定美國的只有38％，肯定俄羅斯的只有36％。同一年美國大型民調機構皮尤中心在歐洲調查歐洲人對中國和美國的印象，結果包括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在內的歐洲主要國家裏，人們對中國的印象均好于對美國的印象。對于一個如此迅速崛起的國家，大部分國家不感到是威脅，反而覺得是好事，這已不易。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對中國軟實力的肯定。當然，我們一定要頭腦清醒，因為民調結果由于種種原因會經常變化，2008年西方媒體歪曲報道西藏事件後，西方關于中國民調的結果就出現了變化。美國近年來挑撥中國和周邊鄰國的關系也使這些國家的民調出現了一些變化。所以我們還是要繼續不斷地壯大自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我們無須為國際上民調結果的起伏所左右，而應該謀長遠，笑在最後，才笑得最好。

“和諧世界”既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淪。我們在和西方交往的時候，可以據此而指出他們極端主義傾向的不智。比方說，西方要在第三世界推動民主，我們就可以好言相勸，你這個方法太極端了，效果不會好，說不定還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你真的關心人家的民主，建議你分三步走，先幫人家發展經濟和教育，再幫人家建設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最後人家産生了對你們這種民主制度的內在需求，你再幫助別人，也不遲麽。要人家一步到位，怎麽可能？你自己民主化的歷史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你要讓別人向你學習，最好讓人家采用中國提倡的“和諧中道”的方法來學，其結果一定比你們現在的方法好。實際上，在西方moderation（溫和）也是一個褒義的概念，和我們的“中道”觀念相通，只是他們一旦自我感覺好，就忘了這些，我們可以提醒他們。最終也只有當中國、西方和世界各國都攜起手來，取長補短，真誠合作，才能共同對付整個人類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建設一個較為和諧的世界。

三、消除貧困應該成為普世價值

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非洲外交官給我講了個笑話：聯合國開會讨論如何在世界各國消除貧困，結果無法達成共識，會議無果而終。記者問會議主席為什麽是這種結局？會議主席雙手一攤，遺憾地說：“這是因為美國人不理解‘世界各國’這個概念、歐洲人不理解‘消除貧困’這個概念。”這個誇張了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在解決世界貧困問題上無所作為的看法：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惟我獨尊，意識形态挂帥，到處推銷和輸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對解決世界貧困問題沒有足夠的熱情。倒是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看得更遠，他重金行善，從印度的貧民窟到非洲的難民營，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這也改善了微軟的國際競争環境。我想如果美國政府能從比爾·蓋茨的行善中悟出點道理，也許會認識到如果美國從自己一年約7 000億美金的國防預算中，拿出十分之一來幫助世界窮人的話，對維護美國形象和安全所創造的價值，會遠遠大于把這筆錢用于軍備。

歐洲雖然奉行多邊主義，但在解決世界貧困的問題上，政策乏力。歐盟國家高額補助歐洲農業，使得歐洲許多的農産品和畜牧業産品的出口價格低于非洲，非洲國家怎麽競争？“今天歐洲的牛都可以拿到這麽多補貼，比我們非洲的人還富有”，非洲很多人如是說。西方總是要求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描述來進行改革，但自己卻不這樣做，歐美對自己農業的巨額補貼，就說明了這個問題。歐洲也未能提出解決貧困問題的有效思路和措施，其對外援助大都附加諸如民主化這樣的政治條件，而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民主化成功的不多，陷入內耗甚至內戰的不少，結果民生更為艱難。歐洲援外項目還有一個弱點，就是文牍主義嚴重、總體效率不高。各種項目都經過繁瑣的手續，從可行性報告到各個階段的進度和審查，很多活動都必須由歐洲“專家”來做，結果往往一半以上的援助資金又回到歐洲人自己的腰包。坦桑尼亞工業部一位官員，指着阿魯沙當地的一所老校舍對我說，“過去西方傳教士來這裏建了不少學校，沒有這麽多手續，不是也把事情辦成了麽？”一位非洲國家的大使曾略帶誇張地對我講：“我們和歐洲人一個項目尚未談判完，中國人已經幫助我們完成了三個項目。”

美國的“9·11”悲劇造成了約3 000人死亡，令人痛心，但這不是一切。世界上每天死于饑餓與營養不良的兒童估計有18 000人，也就是說每天都有相當于6個“9·11”死亡人數的兒童死去。2007年10月，英國等西方主要媒體将一個英國小女孩在葡萄牙失蹤一事作為頭條新聞，并連篇累牍地報道，這也無妨，因為此事有其新聞價值，但我們這個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在發展中國家有18 000個兒童死去？聯合國前糧食署執行幹事莫裏斯先生是個很有正義感的美國人，他曾這樣說過：“如果明天所有媒體都打出頭條新聞：‘今天共有45架波音747客機失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而且遇難者全部為兒童’，那這個世界還能無動于衷嗎？”莫裏斯用這種形象的語言告訴世界：全球的饑餓和貧困問題有多麽嚴重。

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的估計，世界65億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億，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約26億。換言之，目前世界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還生活在極端貧困或相當貧困之中。如果說用美元來計算世界各國的貧困程度不一定準确，那麽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今天這個世界上，約有l/6（近10億）的人屬于赤貧、常年挨餓、食不果腹；約有1/5（約13億）人，沒有安全飲水；超過l/3的人（26億）沒有基本衛生設施，總共有30多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我在想為什麽歐洲18世紀啓蒙運動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産權等人權的時候，沒有把消除貧困這麽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作為人權提出來。一個主要原因恐怕是對這些啓蒙思想家來說，極端貧困不是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他們代表的是新興的有産階級，而且在那個年代裏，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雖然歐洲當時的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但極端貧困現象主要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當時歐洲白人中貧窮落魄的人，也有較多的補償機會，比方說，他們可以去殖民地冒險發財，去非洲和美洲擁有自己的農場和牧場。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以提倡人權著稱的法國為例：在啓蒙運動影響下産生的1789年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裏指的就是歐洲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也不包括窮人。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将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标準的國家。”他講這些話的時候，是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獨立宣言》的187年之後。

我們不忽視西方這些歷史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重要作用，但是我們也要以“實事求是”的價值觀來審視今天很多世界問題的歷史與文化成因，探讨為什麽西方主流價值體系和一些發達國家至今都對解決第三世界貧困問題缺乏熱情。

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做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于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認為這首先不是個理論和法律問題，而是個政治實踐問題，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将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效果明顯好于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這種認知上的差別就是主要原因。

今天已經是2l世紀了，但是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人還處于貧困狀态，特別是當人類已經有足夠的資源和財富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世界還是讓這種悲劇持續下去，這是違背人類的基本良知的，也是違反人權的。我們必須關注世界主流價值體系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偏差，并有必要把歷史形成的這種偏差逐步糾正過來。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用自己消除貧困的偉大實踐糾正了這個偏差。這也表明只要一個國家認真地把解決貧困問題當作一種核心人權來抓，它是可以在消除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