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軟實力，(2)

困方面取得巨大成績的。中國在扶貧領域的成功經驗，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從中找出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思路和做法，世界範圍內的扶貧需要中國的智慧。

如果世界貧困問題遲遲得不到緩解，世界未來的各種矛盾可能會進一步激化。2002年夏天我曾參加過在南非舉行的世界可持續發展大會，專門去聽了一些反全球化非政府組織論壇的讨論，他們的觀點往往很偏激，但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這個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中的嚴重不公。讨論中，一位激進的非洲學者就這樣說：“富國不要得意忘形，現在世界的窮人也有三樣武器來對付你們，這就是無窮無盡的難民潮、各種傳染疾病和全球繼續變暖。你們越不幫助我們，這三個武器的威力就會越來越大。”他的話贏來一片掌聲。他的觀點偏激了，但應該看到當今世界的貧困問題已經與各種全球性的問題聯系在一起，貧窮導致疾病，導致難民潮，導致全球氣候變化，這些問題都需要世界各國攜手來解決，否則整個世界的前景不容樂觀。

中國自己的扶貧事業還面臨各種挑戰，要走的路還相當長。我們應考慮在繼續推進國內扶貧工作的同時，推動國際社會把消除貧困看作是一種核心人權和新的普世價值，逐步糾正西方主流價值在這個問題上長期存有的偏差，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界眼光和人類精神。我們甚至可以考慮推動在聯合國人權體系內通過一個消除極端貧困的國際公約，最終使所有的國家都能把消除貧困當作一種核心人權，當作一種新的普世價值。如果這件事能夠做成，這将是中國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窮人做的一件大好事。因為一旦通過締結國際公約而确立了這種核心人權和普世價值（這非輕而易舉的事），支持扶貧就成了一種義務和責任，而不僅僅是施舍，更不只是一種口號。

現在西方減少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一般有兩個理由，一是發展中國家腐敗嚴重，所以無法提供援助。二是因為西方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他們國內的選民“同情心疲倦”，不願意提供更多的發展援助，政府也無能為力。但是如果西方把消除貧困看成是一種核心人權和普世價值的話，這些就不能稱其為理由，他們應該找出新的、不易受腐敗影響的援助方法來幫助別人，而且需要努力說服本國人民支持在世界範圍內扶貧，就像他們支持公民政治權利、總是認為那些人權是核心人權，任何情況下都要支持一樣。

當然，貧困國家自己一定要承擔起消除貧困的首要責任，如果自己不争氣，外來援助再多，也難發揮作用。我走訪過的不少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政策往往游走于兩個極端，要麽把一切問題都歸咎于西方殖民主義，自己什麽責任也沒有，要麽就是全盤接受西方的模式，一切按西方的建議去做，結果是邯鄲學步，人家好的地方沒有學會，自己好的東西都丢了。在很多貧窮落後的國家裏，部族矛盾和宗教沖突劇烈、腐敗程度令人發指、政府缺乏社會整合能力。但是從人權角度出發來扶貧，應該超越這些制約因素。不能由于一個國家的政府無能，國際社會對其人民的極端貧困就可以不聞不問。今天國際社會在幫助第三世界扶貧的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務實有效的經驗。我相信，只要整個國際社會同心協力，以今天全世界之智慧、財力和物力，國際社會完全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基本解決世界極端貧困的問題，從而大大減少因嚴重的貧困而引發的各種全球性的棘手問題。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歷史上由于強政府曾帶來過很多問題：宗教迫害、極權主義、民族主義引起的戰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把政府看做是壞事的禍根，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也就是說，最好不要政府，但這看來又行不通，所以要對它多多限制，防止其做壞事。西方今天也要求發展中國家與它一起削弱政府，但忘記了在發展中國家更大的問題是政府能力普遍太弱。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國內政令不通，甚至政令出不了自己的首都，稅收不上來，軍隊警察也管不好。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關鍵是改善和加強政府能力。發展中國家如果是一個弱政府，往往連自來水、供電、社會治安、兒童免疫、初級教育等最基本的服務都提供不了，更不要說實現現代化，趕超西方國家了。

中國是另一種情況。中國的歷史傳統也和西方不一樣：中國歷史上的輝煌時代都和強勢朝廷聯系在一起。中國人傳統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我們的文化中，農民把縣長，甚至村官叫做父母官，這個概念西方人難以理解，但這是中國政治文化傳承的一部分。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一定有其産生的原由及其存在的歷史原因。你可以不喜歡、不贊成，你可以嘗試着對它進行改造，但其真正的改變一定是耗費時日的，甚至是難以改變的。有人說過去歷史上，中國自然災害多，為了防災治災，強勢政府就應運而生了，強勢政府的傳統就逐步形成了。強勢政府确實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就有其相對的穩定性。強勢政府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弱點是容易導致專斷。

我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對于自己的制度，應該揚長避短、趨利避害。鄧小平比戈爾巴喬夫高明得多。他認為沒有必要放棄強勢政府的傳統，而是要使之轉型，從過去為實現一個烏托邦理想而奮鬥的政府，轉化為一個為實現現代化而工作的政府。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比另起爐竈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和管理體系要有效得多。一種新政治制度從創立到運作，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俄羅斯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到普京上臺，才開始理出一些頭緒。中國通過政府轉型，為改革開放服務，雖有不足，但總體上是一種利遠遠大于弊的選擇。

從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1930年代強調政府幹預以來，政府的作用，除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信徒之外，已經很少再有人否定了。從保證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到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到防止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都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畢竟現代國家的功能已經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國家裏，法國這樣的國家也是以強政府著稱的，其總統的權力明顯大于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發展中國家有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幸運。古今中外，有這麽多強勢政府，但真正致力于現代化、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多。在非洲和拉美，很多強勢政府沒有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大搞獨裁，貪污腐敗，老百姓怨聲載道。換上了民選政府，往往又太弱，無法整合不同意見，無法形成全社會對實現現代化的共識，更無力推動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各種改革。但是在東亞，“四小龍”在強勢政府引導下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中國也在強勢政府的領導下迅速地崛起。

縱觀這個世界，沒有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發展中國家很難實現現代化，更不要說趕超發達國家了。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有一個非常清醒的估計。鄧小平認為當代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本質上很難讓世界上的窮國富裕起來。鄧小平反複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它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利用中國的強勢政府，來組織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參與國際競争，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發達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的附庸。1989年，鄧小平曾坦率地說：“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的高明之處還在于，他不是要中國和西方主導的秩序一味對抗，而是要我們參與進去，發揮自己的體制優勢，利用這個不甚公正的秩序來發展自己，并力求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影響它、改變它。

在一個游戲規則完全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過強勢政府來推動經濟，參與國際競争，要發展起來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後面爬行。實際上，西方國家在自己的歷史上，也是國家開路的，英國的炮艦政策，就是一個例子，商人擴張到哪裏，英國的軍艦就跟到哪裏。18世紀時，英國還從印度進口棉布，政府采用了關稅保護政策，待自己經歷了工業革命，由進口紡織品轉為大量出口紡織品的時候，他就要求別人開放市場，而背後是炮艦政策的支持。英國對整個印度的控制，很長時間內都是通過英國政府主導的東印度公司進行的。當前的世界面臨着諸多嚴峻的挑戰，如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等。這些危機的主要成因是西方制度深層次的問題以及西方所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但政府能力弱小的發展中國家總是這些危機的更大的受害者。

當然，政府作用過大，也會産生副作用。政府權力過大導致“尋租”腐敗增多，這是一個需要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的大問題。關鍵是要加強體制化的監督，包括媒體的監督、公民社會的監督和法治社會的建立。一位哲人說過，政府有兩個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們要通過政治改革，加強人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建立人民的監督機制，建立令所有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敗機制，把強勢政府的積極作用繼續發揚光大，把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降到盡可能低的水平。

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強勢政府指的不僅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還包括利用自己的力量，來轉變、弱化、減少甚至放棄政府的一些職能。我們今天說轉變政府職能，第一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企有各自的分工，政府從一些只有市場主體才能進入的領域中退出。第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建立一種既是強勢的，又是公共服務型的責任政府等，讓社會力量逐步壯大，逐步實現更多的社會自我管理。我們試點的“小政府、大社會”就是這種思路的有益嘗試。這種改革是一個強勢政府通過“革自己的命”來實現的，這也是中國國情下政府“必要的善”之一部分。

總之，我們的政府職能轉變，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還有很多的關系要理順，還有很多的矛盾要解決，我們政府的職能，有些要加強，有些要削弱，有些要調整，但中國在很長時間內仍需要一個現代化導向的比較強勢的政府，這一原則不能動搖，這對于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走自己獨立自主的道路，至關重要。對于很多笫三世界國家來說，他們的歷史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很多國家在歷史上，也曾有過強勢政府，但大都是非現代化導向的腐敗政府，結果國家沒有搞好。現在這些國家中有不少又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效果也不好，政府往往沒有整合能力，貪腐問題也沒有減少，甚至更為嚴重。這些國家還在探索自己實現現代化的道路。

從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經驗來看，不管通過什麽方法，普選也好，多黨制也好，一黨制也好，無黨制也好，一黨獨大也好，君主制也好，如果不能形成一個致力于現代化事業的比較強勢的政府，那麽實現現代化，趕超發達國家，永遠只能是紙上談兵。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模式感興趣，說明他們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最終會通過實踐和比較認識到“政府是必要的善”，在全球化競争日益加劇的今天更是一條真理。

五、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

一個民族向其他民族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借鑒，一般都有一個對外來文化的篩選和內化的過程。這種篩選可以是主動進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中國歷史上引進佛教和馬克思主義，現在引進西方文化也是這樣一個過程。日本過去引進中國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這樣進行的。歐洲情況也類似。18世紀啓蒙運動的時候，伏爾泰等法國啓蒙思想家，就有選擇地引進了中國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說：中國可以對神無知，但不能對道德無知。他引用孔子的話，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認為基督教禁人行惡，而孔子勸人為善，這是更高層次的。

當時歐洲社會處于轉型期，由封建專制轉向資本主義，人們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當時的啓蒙思想家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儒家人倫道德，遠遠好于歐洲的貴族世襲，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理性。儒家學說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內在的自由，被用來反對基督教中的神性統治。中國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則，這個觀點被用來反對歐洲的專制。應該說，在歐洲啓蒙運動的初期，中國文化起了一種推動作用。但歐洲奉行的是拿來主義，從反對世襲到贊賞中國的德治，最後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進一步說，歐洲自己價值觀的演變也是一個不斷自我篩選的過程，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過去都曾是歐洲的主流價值，但今天歐洲重新界定歐洲價值觀的時候，就把這些內容從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歐洲也在與時俱進。雖然不少歐洲人骨子裏還是秉持這些價值，但公開主張這些價值的人确實很少了。

拿來主義與過去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是一個概念。晚清時候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建立在傳統的“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基礎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學已經窮盡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國官員認為沒有變革的必要，更不要說感到變革的緊迫感了。而過去這30年，完全不是這個情況。鄧小平說得非常明确：“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死路一條。”

中國是全方位的開放，全方位的向外國學習，學習人家一切好的東西。但以我為主，自己來拿，不讓別人牽着鼻子走。外國的東西，要通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鑒一部分；有些可以堅決拒絕；有些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待條件成熟時再來借鑒；有些可以觀察一段時問，先不貿然引進。

一個民族一旦不願意向別人學習往往就是這個民族走下坡的開始。“文革”中，我們閉關鎖國，老子天下第一，結果導致了愚昧落後。美國現在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這也說明美國開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國朋友說他現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開車上班都要路過三家麥當勞，他自豪地告訴我，他一生中，從沒有嘗過一口可口可樂。我很理解這種法國人特有的對美國文化的反感。不過我覺得從心态上來說，還是中國的态度比較好。麥當勞的東西雖然是所謂的“垃圾食品”，和中華美食無法媲美，但它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它的衛生标準，它的标準化配餐，它的鮮明色彩，它的快節奏等等，使它在飲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麥當勞進入中國後，也很受歡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确實推動了中國快餐業的發展，甚至使不少人質疑為什麽我們這個泱泱食品大國，就拿不出一個可以走遍全國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說拿出一個馳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麥當勞在中國存在和發展的事實，等于是在時時刻刻提醒我們：中餐至少在快餐這個領域內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別人學習。

過去3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終于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毛澤東過去說過：我們願意把西方當老師，向西方學習，但是老師老是欺負學生，學生只能反抗，最後演變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對着幹，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終于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積極的平衡點，這就是努力學習人家一切長處，不斷地壯大自己，這使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出現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領域內，我們雙方利益重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雙方合作共贏。另外一些領域內，雙方利益有沖突，但我們已經學會了有禮有節地鬥争，既堅持原則，又不走極端，最大限度地捍衛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絕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拿來主義的理念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寶貴的發展機遇，使我們自己迅速地發展了起來，也使我們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間越來越大，這是拿來主義的勝利。今後也一樣，不管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出現什麽問題，我們對于別人的長處，都要虛心學習，但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中國決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壯大自我。

一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容易看到別人的長處，自己的短處，會認為，“拿來主義”太繁瑣，還不如“送來主義”，全盤照搬別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實“送來主義”效果都不好。對于外國好的經驗和方法，根據我們自己的國情來借鑒，而不是照搬。中國自己吃過全盤照搬的苦頭。如50年代學習蘇聯，一切都照搬蘇聯，蘇聯人口少，鼓勵生育，我們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結果導致了人口增長過快。從改革開放的30年來看，總體上我們保持了“拿來主義”。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內，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對開放資本市場則采取了謹慎的态度，從而使我們成功避免了後來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金融海嘯使得許多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現在海外一些媒體把中國模式簡單地描述為“北京共識”對抗“華盛頓共識”，這是不準确的。中國經驗的真正獨特之處在于：我們大致保證了自己的政策空間，也就是說，由自己來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采用外國的思想，或是不采用外國的東西。

非洲很多國家的經歷很能說明問題：冷戰的時候，一種是蘇聯的“送來主義”。一種是西方的“送來主義”，他們都接受了。當然，他們也難，因為如果不按照蘇聯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們就得不到經濟援助。問題是一旦自己失去了決定取舍的主權，讓別人牽着鼻子走的時候，往往導致災難，因為別人很難真正了解你的國情。俄羅斯的改革就犯了這個錯誤。由哈佛教授設計的“休克療法”，一下子在全國推行，以求一夜之間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和多黨制的民主制度，結果是災難性的。關鍵是西方不了解俄羅斯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其他國家的國情，但又喜歡指手畫腳，所以提出的各種方案大都從意識形态出發，從價值觀出發，結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們現在是以我為主，請你們提出建議，我還要你們“競争上崗”，然後我有選擇地采用，這樣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來主義方面，中國大陸特別幸運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經有了三個發展起來的華人社會：香港、臺灣、新加坡。我們受益的不僅是三地的資金、人才，而且也受益于他們的軟件建設：比方說，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設和反腐機制建設、臺灣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經濟發展和管理方面的經驗等等。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把很多西方的東西，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下創造性地轉化了、內化了。中國大陸向他們學習的時候，會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學習要容易一些。這三個華人社會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經驗，對中國在許多領域內實行拿來主義有積極的影響。同時，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國大陸也積累了許多自己的經驗，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所進行的大量改革與創新，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變了世界經濟大格局，其産生的效益和經驗又反過來輻射到港澳臺等華人地區。

現在國際上讨論發展問題時，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間”，并總是用中國作為例子，來說明一個國家只有堅持自己的“政策空間”，才能發展起來。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跟着西方亦步亦趨，最後的結果幾乎都不好。所謂保持“政策空間”，其意思就是拿來主義，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來對外來的東西作出篩選，合适的要學習，不合适的要拒絕。中國所走的拿來主義之路已經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認可。我們今後也應繼續這樣做，才能使國家的命運操縱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資源，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

六、民主與專制還是良政與劣政？

幾年前，我曾在巴黎參加一個學術研讨會，聽到一位美國學者侃侃而談。他說，過去古希臘雅典共和國與斯巴達打仗，打了27年，最後民主的雅典失敗，專制的斯巴達勝利，從歷史進程來看是1:0，專制獲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了冷戰，民主的西方陣營打敗了專制的蘇聯陣營，這是1:0，民主獲勝。但是迄今為止，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只是打了一個平手，下一波會怎樣？可能就是中國和西方做對了，現在俄羅斯的普京也開始專制了，所以要當心中俄聯手。最後是民主獲勝，還是專制獲勝，尚無定論。

大概是經歷過“文革”的緣故，我對從意識形态出發而大大簡化歷史的論述總抱有深深的疑慮。這是美國極端保守主義的觀點，這種按照自己意識形态的偏見，把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解釋成為民主與專制鬥争的歷史，比中國“文革”時候把數千年的中國歷史解釋成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鬥争的歷史還要荒謬，因為畢竟在中國歷史上還存在着農民階層和地主階層的矛盾，只是歷史本身要曲折複雜得多。而民主這種政治形态，在雅典民主失敗之後的上千年內，在歐洲幾乎銷聲匿跡了，歐洲中世紀神權主義和後來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都給這位學者有選擇地遺忘了，這種冷戰思維在今天的西方還很有市場。

不可否認，西方向世界提供了一個概念：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國人也喜歡用這個概念作為分析問題的框架。這個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它可以解釋一部分政治現象，比如，希特勒是通過民選上臺的，但上來之後就開始搞專制。

但是細想一下，這個概念明顯地缺少闡釋力，越來越成為一種意識形态的工具，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态過分簡單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這種過分簡單化的分析框架，自然限制了這個概念的诠釋能力。比方說，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是專制，美國入侵後的伊拉克是民主，但是大部分伊拉克人迄今為止還認為，今天的民主還不如過去的專制。再比方說，蒙博托統治時期的紮伊爾是專制，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是民主，但是從普通剛果人的角度來看，兩者都很糟糕，而這個轉折過程中又爆發了屠殺和戰争，數百萬人喪生。

把這個概念套用到中國，也面臨窘境。西方把蔣介石時代叫專制，把毛澤東時代叫專制，把鄧小平開創的新時代也叫專制，而經歷過這些時代的人都知道這些時代的巨大差別。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民主與專制概念的局限性。其實，只要有點“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點破這種西方話語的盲點。用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可以解釋一部分世界事務，但确實已經無法解釋當今這個複雜的世界了，想用所謂世界民主國家聯盟的方法來處理當今的世界事務更是愚不可及。

在發展中國家裏，消除貧困最成功的是拒絕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在阿拉伯世界裏現代化最成功的是實行君主制的阿聯酋和卡塔爾，在新興經濟體中，強勢政府的新加坡和行政主導的香港都幹得比較出色，其治理水準遠遠好于菲律賓、阿爾巴尼亞、印度、烏克蘭這樣的“民主國家”。既然民主與專制概念無法解釋上述這些簡單的事實，那麽有沒有比民主與專制對立這種觀念更具有闡釋力、更客觀中性的概念呢？有。如果說世界政治一定要簡單地分為兩大類的話，那就應該是良政（good governance）與劣政（bad governance）兩類。良政的方式可以是西方民主形式的，如瑞士、丹麥，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形式的，如新加坡權威模式，現代化導向的中國強勢政府模式，行政主導的香港模式，開明君主制的阿聯酋模式。劣政的方式可能是西方民主制的，如海地、伊拉克，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等，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制的，如緬甸。

西方人習慣了民主與專制對立這個概念，因為這似乎賦予他們一種道德優越感。2006年，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次關于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讨會上，一位歐洲學者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産生不是通過多黨競争和普選，怎麽能有合法性？我便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麽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勳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裏來？美國最不受公衆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争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麽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我們一些國人也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比較認同西方的“民主與專制”話語，他們也接受這個話語的預設：世界就剩下民主與專制對立，并提出了中國要融入以西方為首的所謂主流文明。其實，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政治話語，我也贊成。但如果主流文明意味着全盤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那融入恐怕就是危機的開始。蘇聯就是這樣解體的，南斯拉夫也是這樣解體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融入進去，也就成為失敗者（當然，這不是說，不融入就一定勝利）。2008年西方所謂主流文明的媒體對西藏騷亂事件的報道，就可以看出這種西方話語占主導的文明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西方長期的反共傾向和支持藏獨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正因為流行，所以西方普通民衆會輕易地相信自己媒體的煽動，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流行本身也是一種洗腦，其效果絕對不亞于任何政府對輿論的控制，這也是西方社會擺脫不了自己意識形态偏見的重要原因。

蘇聯的垮臺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蘇聯共産黨下臺了，國家解體了，但是西方還是不願意接受你作為一個平等的成員，而是把你繼續看作潛在的威脅，總想把你越削弱越好。俄羅斯的一位資深官員曾這樣說，北約總是步步緊逼，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先說，我們是朋友，借用一下你的車庫，然後說，我要住到你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