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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變化真快

這個世界變化真快。

在相當長時間內，我們擔心外界的恐懼，不太願意使用“崛起”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迅速發展，但外界卻偏偏喜歡使用這個詞。頗有影響力的美國媒體檢測機構“全球語言觀察”于2009年末，對全球紙質媒體、電子媒體和互聯網進行檢索後發現：“中國崛起”竟是全球十年來最熱門的新聞主題，其被關注度超過美國的“9·11”和伊拉克戰争。雖然這個機構檢索的主要是英文文獻，不一定能全面反映整個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态度，但作為當今國際交流的主要語言，英文檢索也許恰好反映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特別關注。

中國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1979年以來，中國的GDP增加了18倍，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還是按照官方彙率計算的。如果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一般認為中國在1992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中國還于2009年超越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過去三十年中，已有8 000多億美元外資投資在中國，中國成了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2009年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達50%左右。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期間，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裏翻了一倍的話，那麽在中國當今這場現代化大潮中，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內可翻7倍。

十年前，美國媒體還在指責中國銀行系統壞賬太多，而到了2010年，世界銀行資産排名前五席有三個都是中國的銀行。五年前，八國集團每年開經濟年會還能引來世界關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國集團取而代之；一年前，西方學者還在預測金融海嘯将導致中國大亂，但結果中國卻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并成了全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

有意思的是，雖然外界大都認為中國崛起是不争的事實，但國內不少人則心存疑慮，一些人甚至一聽到談中國崛起，就有抵觸情緒。2008年底，我赴印度講學，回國後在報上和網上發表題為“印度貧民窟帶來的震撼與思考”的文章，一位網友給我留言：為什麽要和印度比？為什麽不和東歐比？我回答：我不久前訪問過華沙、布達佩斯，我感覺它們比上海落後至少十年。他又問：和華沙、布達佩斯比算什麽？為什麽不和紐約比？把中國大城市和紐約比，三十年前是難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實，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L.Friedman）本人就寫過一篇這樣的比較文章。2008年夏天，弗裏德曼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會，之後途經上海返回紐約，他有感而發，寫了篇很有影響的評論，題為“中美這七年”，刊登在當年9月10日的《紐約時報》上。他寫道：

當我坐在鳥巢的座位上，欣賞閉幕式上數千名中國舞蹈演員、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雜技演員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時，我不由得回想起過去這七年中美兩國的不同經歷：中國一直在忙于奧運會的準備工作，我們忙着對付基地組織；他們一直在建設更好的體育館、地鐵、機場、道路以及公園，而我們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屬探測器、悍馬軍車和無人駕駛偵察機……差異已經開始顯現。你可以比較一下紐約肮髒陳舊的拉瓜地亞機場和上海造型優美的國際機場。當你驅車前往曼哈頓時，你會發現一路上的基礎設施有多麽破敗不堪。

再體驗一下上海時速高達220英裏的磁懸浮列車，它應用的是電磁推進技術，而不是普通的鋼輪和軌道，眨眼工夫，你已經抵達上海市區。然後扪心自問：究竟是誰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

他接着說：

你會發現這樣一個嶄新的事實：就技術發展水平而言，中國的富裕地區，特別是北京、上海以及大連這些城市的現代化地區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國更加先進。高樓大廈的建築風格更加有趣，無線網絡技術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車更加便捷美觀。我再次重申，這一切并不是靠發現石油，而是通過充分發掘自身潛能得來的。

最後他不無憂心地感嘆：

我很不願意對我女兒說：你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弗裏德曼可能對小布什太失望了，所以對小布什誤導下的美國把這麽多生命、資金和時間都浪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強烈挫折感。畢竟在不少方面，中國大城市仍不如紐約。以上海為例，至少在金融業、公共文化空間和城市國際化程度等方面，上海與紐約還有距離，但在許多方面，上海确實走到紐約前面了，甚至遠遠地走在紐約前面了。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機場、港口、地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摩天大樓、商業繁華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紐約好。在“軟件”方面，上海的社會治安、嬰兒死亡率、人均預期壽命等重要指标也好于紐約，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數也高于紐約市民。

當然，有人會說我們的大城市确實很亮麗，但我們的城鄉差距很大，這個說法我是認同的。我們的城鄉差距大于所有發達國家，這也是我們下一步需要着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們也不要一葉障目，因為發達國家歷史上都經歷過城鄉差距擴大的棘手問題，縮小城鄉差距對任何國家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無法一蹴而就。盡管我們農村的現狀離發達國家的标準還有不小的距離，但我們農村這些年發展亦很快，我們農村的總體水平明顯地好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關于這一點，我下一章中再談。

有人說，中國腐敗問題這麽嚴重，怎麽能算崛起？中國腐敗情況确實比較嚴重，這是又一個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的大問題。但是從歷史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也是腐敗迅速滋生的時候。19世紀的英國議員席位是可以買賣的；美國那個時候的經濟主要掌控在史學家稱之為“強盜式貴族”（robber barons）的手中；卡內基和洛克菲勒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發家史；著名歷史學家埃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其名著《資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中把當時的美國定性為世界上最無法無天的地方，腐敗猖獗，私人雇傭的“警察”可以任意處死罪犯，整個美國沒有歐洲意義上的政府，結果人人自危，人人自衛，美國家庭至今擁有槍支的傳統就始于那個時代；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特點也是大規模的官商勾結，今天日本許多大公司當年都是廉價賣給與政府有特殊關系者的。

美國學者塞缪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其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一個觀點：“不論是在哪一種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現代化進行得最激烈的階段最為嚴重。”為什麽一個國家現代化上升時期往往也是腐敗上升的時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同時，國家的法治水平和監管水平一時還跟不上，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大國崛起的陣痛，确實需要時日才能解決，而且即使解決了老的腐敗問題，還會出現新的腐敗問題。美國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敗”問題，華爾街的金融欺詐和監管套利令人發指，禍害全世界。總之，反腐敗是個長期過程，最終我們還是需要通過法治建設、經濟和教育的發展等，才能從源頭上和制度上決定性地減少腐敗。

從橫向比較來看，無論從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來看，還是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與中國可比較的（如人口在5 000萬以上）發展中國家和過渡經濟國家腐敗程度都高于中國，盡管這些國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亞、俄羅斯等，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裏的很多非洲所謂的民主國家了。

中國環境污染得這麽厲害，能算崛起麽？環境保護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但我們不要太悲觀。歷史上，歐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國還要嚴重，倫敦在1952年曾出現過一周內4 000多人死于煤煙污染；歐洲的萊茵河曾被宣布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連游泳都不行。但後來歐洲通過大規模的生态治理，還是走到了世界環保的前列。中國只要下決心治理，可以後來居上。其實，西方現在也開始發現中國模式在環保領域內的優勢：中國模式的特點之一是一旦認清了目标，其行動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短短幾年間，中國在風能、太陽能、電動汽車等領域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中國的貧富差距這麽大，基尼系數達到了0.45，甚至0.47，這能算崛起麽？中國貧富差距确實比過去要擴大了很多，這是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的棘手問題，因為除了貧富差距本身擴大外，我們國家還有很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所以這個問題要處理好，否則中國的發展可能會遭遇挫折。但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地看貧富差距的問題。比方說，人們經常引用的基尼系數，它只計算名義收入上的差別，而不計算中國相對貧困的農村人口事實上所擁有的土地和房産的價值。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沒有進行過真正的土地改革，所以窮人的處境比中國要悲慘得多。中國的貧富差距是相對差距，也就是說，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比過去好多了，而高收入者的財富增加得更快，這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絕對貧困化屬于不同性質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統計，過去二十年裏，世界上70%的貧困人口是在中國脫貧的。

我自己曾多次說過一個觀點：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裏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于你從印度的孟買、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在那些國家，你會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褴褛、無家可歸的赤貧。通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中國的房價那麽貴，大學畢業生根本買不起房子，甚至連婚房都沒有，這能算國家崛起嗎？但了解一點世界房産情況的人就知道：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國，大學剛畢業就可以考慮買房子，女孩子更可以坦然地把擁有産權房作為結婚的條件。坦率地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發達國家達到這種水平。電視連續劇《蝸居》引來無數國人對房價高漲的感嘆，其中女主人公有句臺詞：“咱倆加在一起，都快70歲了，但還沒有自己的房子。”這種話在瑞士這樣的發達國家沒人敢說。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36%，35歲前就擁有自己的房子對絕大多數瑞士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發達國家大多數民衆都是在租來的房子裏結婚的。實事求是地說，國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從某種意義上這也展示了中國趕超發達國家的飛快速度。不過，某些國際慣例恐怕還是有參考意義的。比方說，對于很多人來說，應考慮先租房，有了積累再買房，當然房屋租賃市場需要更好地規範。同時，考慮到中國人有世界最強的置産傳統，我們也需要探索解決住房問題的新思路。比方說，我們可以把租賃和購房結合起來，租賃房屋達到一定的年限，租戶就能以優惠價格購買租賃的房子；我們也可以參照1998年房改，啓動某種形式的“全民最低保障住宅制度”（如以建築成本價加一些條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給适合條件的年輕家庭），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産階層。有恒産者有恒心，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非常有利，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和消費也是有益的。

今天的中國仍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要在這麽一個人口衆多、幅員遼闊的國家裏全面實現現代化确實不容易。但是總體來看，過去三十年內，中國在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不願意說自己崛起，結果卻赫然崛起；中國講韬光養晦，結果卻有不少作為；中國說人民幣還不是自由兌換的貨幣，但實際上今天世界到處都可以兌換人民幣；中國總是說自己還是發展中國家，但相信這個話的外國人似乎在不斷減少；中國人不太願意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但全世界都在談論這個話題。中國人謀長遠，沉得住氣，謙虛謹慎，以靜制動，但不管你說還是不說，喜歡還是不喜歡，中國的崛起還是給這個世界帶來了震撼。

二、這個崛起不尋常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崛起的最大特點就是和平，對外沒有發動戰争，對內保持了安定團結，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非同尋常的奇跡。回顧世界歷史，西方崛起的過程幾乎就是一部動蕩與戰争的歷史。以歐美工業革命迅速發展的19世紀中後期為例，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争。1848年整個歐洲幾乎都爆發了革命和動亂。到了19世紀下半葉，英國、法國等西方大國已經把非洲瓜分完畢，其間西方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戰争幾乎沒有間斷過。在非洲以外，1853年爆發了英國、法國、土耳其與俄國之間的克裏米亞戰争。1858年法國侵占印度支那，并于1865年實現了對印度支那的控制。1860年英國與法國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争，攻占了北京，掠奪和燒毀了圓明園。同年，法國還進軍敘利亞，并在拉美幹預墨西哥內政，扶植起了一個親法的皇帝（1861—1867）。這段時間意大利也經歷了血與火的國家統一（1859—1870）。1871年法國的巴黎公社遭血腥鎮壓。普法戰争（1868—1871）後，随着法蘭西第二帝國的覆滅，德國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領導下實現了統一。

1846—1847年的美國與墨西哥戰争，使美國獲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在內的大片土地和豐富資源。1861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争，陣亡的軍人達63萬，占交戰雙方軍人的30%—40%。美國南北戰争也有英國的影子，因為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美國南方農業是英國工業原料的供應地。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南北戰争實際上也是美國力求擺脫對英國依賴的一場國內戰争。南北戰争後的1867年，美國開始了對印第安人的大規模殺戮。那一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法案，驅趕印第安人，建立所謂印第安人定居點，美國人開始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草原。到1883年，也就是這個法案通過後的15年，上千萬的印第安人已被殺戮，美國無償獲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資源。華人的命運也非常凄涼。1870年時，華人曾占到愛達荷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他們幫助美國修建了東西鐵路，但和黑人一樣，他們沒有土地和自由。牛仔的自由只屬于男性白人，其中多數是歐洲來的窮人。

今天國內一些學者讨論西方崛起，不願意提及這些西方自己都不再否認的歷史，這實在是令人費解的。通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國人都知道什麽叫“第一桶金”，并且了解了“第一桶金”對于財富積累的重大意義。西方崛起的“第一桶金”無疑是血和火帶來的。我們一些地方礦難頻發，令人悲痛，有些人甚至把這種情況描繪成“帶血的GDP”，如果可以這樣類比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說整個西方崛起時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中國崛起不是一般國家的崛起，而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民的崛起，是一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西方歷史上也都曾遇到過。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貪污腐敗之嚴重、侵略掠奪之血腥，令人發指。但是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這些國家可以相對容易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還能自己制訂世界政治和經濟的所有“游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黑人奴隸和華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 000多萬人，少于今天中國任何一個大城市。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 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發動戰争，沒有對外進行掠奪，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全球百姓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并使中國成了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義非同尋常。中國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有了這樣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積累，我們可以從容自信地應對當今世界的各種挑戰。

三、從中國超越日本說起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引來了全世界的關注。西方媒體幾乎都在第一時間刊登了這一消息并發表了評論。英國《泰晤士報》指出，中國躍居世界第二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代表着全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轉移。美國《紐約時報》将這一超越稱為中國國力增強的“裏程碑”，“盡管早就被預測到了，但這仍然有力地證明，中國的确處于優勢地位，世界其他國家必須重新評估這個新的經濟超級大國”。法國《費加羅報》認為，人們期待已久的事情成了現實，而這一發展趨勢尚未結束。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現在也大都預測，少則十年多則二十年，中國經濟規模可能超過美國。

相比之下，中國媒體的相關報道和評論則顯得低調，大都強調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國這個世界第二的含金量不高。持這種觀點的人又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秉承謙虛謹慎、韬光養晦精神的人，他們更多地看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擔心GDP拔高了會導致國家承擔過重的國際責任。而另一類則屬于看不到或者不願意看到中國迅速發展的人，他們不僅認為中國GDP超過日本沒有什麽了不起，而且還認為1840年的時候中國GDP也是世界第一，不還是照樣挨打。

其實謙虛謹慎也好，韬光養晦也好，關鍵是要能夠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對中國今天真正的經濟規模要心中有數。如果韬光養晦意味着随意貶低自己，最後弄得人民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險的。那些不願意看到中國模式成功的人就經常利用這一點來誤導民衆，唱衰中國，造成了部分國人中大國小民心态的蔓延。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我們應該把中國崛起的真相如實地告訴百姓。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我走訪過一百多個國家，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整體進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國家。中國今天遇到的所有問題，其他大國在崛起過程中也都遇到過，最終也都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得到解決。我們完全可以在這樣一種新的認知基礎上，重新凝聚全社會對于中國發展道路的共識，确立一種自信自尊自強的韬光養晦，而非精神萎靡不振的韬光養晦，這才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應對國內外各種挑戰，為中國走向更大的輝煌開辟新的前景。

至于中國人均GDP等有關的統計和排名，我想只要引入兩個因素，一切都會發生變化：第一個因素是用貨幣的購買力平價（PPP），而不是官方彙率來進行計算。打個比方，日本餐館吃飯比中國貴10倍。按照官方彙率來計算，同樣準備一頓飯，日本餐館創造的GDP就比中國餐館大10倍，以此類推，誤差自然越來越大。一般認為，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結果更靠譜，所以國際學界越來越多地采用這個方法來進行跨國比較，其中最負盛名的是英國著名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所作的研究。他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總量在1992年就超過了日本，在2009年超過了包括德國、英國、法國在內的歐洲12個老牌工業國經濟總和，并可能在2015年超過美國（見2009年8月1日《21世紀經濟報道》）。關于購買力平價，我在下一章中還要細談。

其實，無論你是否采用購買力平價，美國中央情報局歷來都是以購買力平價來預測中國的實力的。美國人今天談論G2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要把中國“捧死”，而是大勢所趨，他們不得不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它對俄羅斯沒有這麽說，對印度沒有這麽說，甚至對歐洲盟友也沒有這麽說，但對中國卻說了這樣的話，因為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面臨的難題一個也解決不了。當然中國不願意與美國一起去當世界警察，這樣做只會四處樹敵，也不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行事風格。

第二個因素是把中國人的房産算進去。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住房自有率全球領先。我們也許可以采用家庭淨資産來進行一些比較，因為家庭淨資産比人均GDP更能反映出一個國家老百姓的真實家底。所謂家庭淨資産指的是一個家庭所擁有的資産總值，即房産、儲蓄、股票等減去所有債務之後的家庭資産。我手頭沒有日本的數據，只有比日本更發達的美國的數據。2010年3月23日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在一篇題為“評估你的中産地位”的文章中，把典型的美國家庭淨資産界定為8.4萬美元（the typical household has a worth of 84 000 dollars），并認為這是金融危機導致房産和股票縮水的結果。根據2010年3月美聯儲發表的統計，由于金融危機，美國家庭的總資産平均縮水25%，跌到了2004年的水平。這一年，美國家庭中位（median）淨資産為9.3萬美元。按照1美元等于6.7元人民幣的彙率來折算，那麽8.4萬美元約等于56萬人民幣；9.3萬美元約等于62萬元人民幣。即使在最高的2007年，美國家庭中位淨資産為15萬美元左右，約為100萬人民幣，而中國現在家庭中位淨資産達到56萬和62萬的有多少？達到100萬元的有多少？我沒有這方面的權威數據，但我估計中國家庭淨資産為56萬到62萬的總有數千萬戶，也許上億。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國人財富增長的速度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比。當然，美國人習慣了大舉借貸消費，幾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費大國，但這也埋下了今天金融海嘯的禍根。這對我們亦有啓示：我們不應該學美國人過度借貸，但我想只要把中國人的財産、資産适當盤活，中國可以逐漸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

至于1840年中國GDP世界第一卻還挨打，那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一盤散沙的傳統大國，而英國已具備“現代國家”的形态，這使英國具有當時中國尚不具備的現代生産力、民族凝聚力和戰争動員力。假設在1840年的時候，中國哪怕有一個省能夠接近當時的“現代國家”的水平。比方說，廣東省先發展起來了，并接近了英國當時的工業和貿易水平，那麽整個戰争可能就不會發生，因為這意味着至少你的這個省已經具備了相當程度的現代政府能力、工業能力、外貿能力、防禦能力、涉外交涉能力等，這一切足以阻吓當時的英國。今天中國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若論國防實力，早在1950年代的朝鮮戰争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就一舉全殲了“皇家蘇格蘭團”等英國最精銳的部隊。

這裏還要補充一點。談論中日比較，我們一定要了解日本現代化的原始積累是怎麽完成的，否則就很難理解中國今天和平崛起的意義。當年中國在現代化的起點上落後了一步，中國便喪失了現代化的先發優勢，最後落到了處處被動挨打的地步。日本19世紀下半葉的明治維新成功後，立刻加入了弱肉強食的西方列強行列，對中國發動了甲午戰争。擊敗中國後，日本勒索賠款達2.3億兩白銀。2.3億兩白銀是個什麽概念？它相當于當時中國政府3年的財政收入。日本用這些中國的巨額賠償投資教育、開辦工廠、建設城市、擴軍備戰，整體經濟和軍事實力迅速地上了一個很高的臺階。日本現代化原始積累和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榨取了中國人多少血汗、資金、資源？傷害了多少中國人的生命？真是罄竹難書呀！相比之下，随着外敵入侵，白銀外流，國庫空空，中國走向了衰敗。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中國又被迫支付戰争賠款4.5億兩白銀，中國從此成了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綜觀中國近代史，甲午戰争之前和“九一八事變”之前，都是中國經濟發展較快，國力呈上升态勢的時期，但日本發動的兩次戰争使中國現代化事業突然夭折，經濟倒退數十年，無數生靈塗炭。中國最後是從一貧如洗、一窮二白的起點出發，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走和平崛起之路，一步一步地趕了上來，并終于在現代經濟和現代國防的基礎上，實現了在經濟規模上對日本的真正超越。2010年9月24日，日本在中國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釋放其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扣押的中國漁船船長，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中日實力此長彼消的變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規模超越日本，對于中國的未來，對于整個世界的未來，都具有偉大的裏程碑意義。

四、GDP悖論

中國人有GDP情結，但又老是被GDP困擾，所以我們需要花點篇幅再談談這個問題。中國似乎面臨着一種尴尬：說中國崛起了，就說中國經濟的總量和綜合實力已達世界第二；說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就用按官方彙率折算出來的人均GDP,那麽中國還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低于阿爾巴尼亞雲雲。不過我五年前去過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和港口城市杜拉斯，其繁華程度不如中國沿海地區的任何一個地級市。中國已經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在人均GDP問題上應該給國人一個實事求是的解釋。

讓我先回憶一段與GDP有關的經歷。2008年4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亞最大城市拉各斯講學。在拉各斯的旅館裏碰到一位剛訪問了赤道幾內亞的中國商人，我們聊了起來。我問他赤道幾內亞和尼日利亞比較，哪個國家更好一些？“那當然是尼日利亞。”他很肯定地告訴我。我說：“怎麽可能呢？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可是2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