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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尼日利亞才2千美元。”他告訴我，“拉各斯不管多麽破破爛爛，但至少有自來水，可赤道幾內亞首都大部分地區沒有自來水，沒有污水排水系統。最可怕的是瘧疾，在赤道幾內亞常駐的中國人，包括歷任中國大使在內，沒有不得瘧疾的。”他接着跟我描述患非洲瘧疾的恐怖：“高燒，渾身痛，腦袋像要爆炸，人都恍惚了，真想撞牆尋死。”以我自己的觀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至少落後三十年。如果這位中國商人所述屬實，我可以想像赤道幾內亞的落後程度，但北京2009年的人均GDP才1萬美元，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已是北京的兩倍。

如何解釋這種有悖常理的現象？其實原因并不複雜：1970年代中期，赤道幾內亞突然發現了石油，但這些資源都控制在總統及其幾個親屬的手中，接着外國公司來那裏投資開發石油，所以這個貧窮的小國就突然有了人均GDP 2萬美元的虛名。靠資源“一夜暴富”，但這種“富裕”沒有給人民帶來自來水，沒有帶來污水排水系統，沒有帶來就業和中産階級，其國家的財富完全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所以人均GDP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有什麽關系。我可以打個比方：假設北京市現在人均GDP最高的區是朝陽區，最低的是延慶縣，但某日延慶縣突然發現了大金礦，之後又有大公司來投資，而延慶縣的人口又比較少，其人均GDP可能在一夜之間就超過北京的朝陽區。所以當我們考察一個地方的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時，一定要考慮多種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水平、醫療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壽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點的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因為它包括了一些社會指數，但這個指數也有自己的問題，例如，其中的人均GDP比重過高；未考慮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住房是中國人最大的資産所在，所以用它來衡量中國也欠準确。

2009年夏天，我曾在日內瓦參加過一次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辦公室（HDRO）召開的研讨會。許多與會者都對人類發展指數的編撰方法提出了批評。俄羅斯代表認為報告使用的數據必須更加公正，編寫報告的過程應該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認為現在的國家排名方法不科學。他認為應該按照可比程度把國家進行分類後，再來進行比較，比方說，資源稀少的窮國和資源富裕的富國放在一起比較說明不了什麽問題。伊朗代表認為應該設計出一種指标，把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機、糧食危機、燃料危機等，對一個國家造成的損害也融入發展指标體系。中國代表則認為應該“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争議的指數和計算方法，重視吸收借用廣大發展中國家日益豐富的發展知識和成功經驗，更好地反映人類面臨的各種發展挑戰”。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的負責人最後也承認，這個指數系統确實存有争議，只能通過大家的努力不斷地加以修正和完善。換言之，即使對于國際組織的指标體系，我們也要用實事求是的眼光來加以檢驗，并慎重地使用。在指标體系上，中國學者應該作出自己原創性的貢獻。

此外，我們還要了解一下計算GDP的兩種主要方法，一種是按照官方彙率來計算，另外一種是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我們現在的統計還是沿用第一種方法，而我個人一直認為購買力平價法才能相對準确一些，因為國際上普遍認為官方彙率低估了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用購買力平價法可以更為準确地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的實際狀況。我前面已經舉了在日本餐館吃飯比中國貴10倍的例子。我還可以拿歐洲的理發價格來作一個比較。歐洲一個男孩子簡單理個發需花20歐元，在中國一線大城市，這樣理個發大約20元。2009年初歐元對人民幣的官方彙率是1歐元等于10元人民幣，那麽歐洲男孩子理發需人民幣200元，按照當時的官方彙率來計算，歐洲男孩子理發這一項活動所創造的GDP就是中國的10倍，所以官方彙率計算的GDP容易造成對各國實際經濟規模的嚴重誤讀。

鑒于這個情況，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采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GDP，也就是通過對不同國家一攬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來計算出一個國家貨幣在本國的實際購買力，然後在實際購買力的基礎上進行跨國比較，以糾正彙率計算方法可能帶來的扭曲。當然即使采用購買力平價，也不一定能保證準确地比較，比方說，所選的一攬子商品的質量差異就不容易比較。但總體上，購買力平價相對于官方彙率，似乎更為準确。也許中國以後可以同時公布用官方彙率和購買力平價兩種方法計算出來的GDP，這樣有利于國人和外界更加客觀地了解中國。

我個人并不介意在某些場合繼續使用官方彙率計算法，它也許有助于我們保持那份謙虛向上的精神。中國人習慣了以靜制動，以退為進，所以中國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時我也認為，我們對于自己的真實實力一定要有個比較準确的把握，既不誇張，也不縮小，從而給國人和外界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介紹。況且采用購買力平價有利于糾正現在統計中的一些偏差，從而避免中國自己的決策失誤。比方說，按照官方彙率的計算，中國的外貿占GDP的比重達60%—70%。這個數據顯然誇大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中國外向型經濟加大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這是事實，但我個人認為不可能達到這個程度。在外貿依存度的統計中，對外貿易額是根據官方彙率和美元計算的，而中國的GDP是根據人民幣計算的，這樣一來，外貿的比例自然被放大了許多。

采用購買力平價也有利于防止外國勢力誤判中國，有利于避免地緣政治危機。安格斯·麥迪森就談過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當年誤判了中國的實力，這可能導致了他後來與中國在香港政治改革問題上的沖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經濟學人》雜志上撰文，稱“英國的GDP幾乎是中國的兩倍，中國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的合計”，而根據麥迪森用購買力平價法的計算，當時英國的GDP大約為中國的三分之一。中國的GDP是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總和的6.5倍。

我個人認為随着時間的推移，采用更為實事求是的購買力平價法将是國際統計界的大勢所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有勇氣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标體系，超越西方指标體系影響下産生的許多國際機構的各種指數。我們要真正地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獨立地開發更為客觀準确的指标體系，并從标準上來影響世界範圍內的國際比較。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如果要衡量中國人的財富，融入兩個因素，現在的許多評估和排名都會發生重大變化：一是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二是房産。中國人房産一般占家庭淨資産的60%左右，任何一種涉及生活水平的國際比較，如果不能反映這個事實，就無法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如果我們比較瑞士和上海，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上海為75%，相當多市民擁有的房産還不止一套。盡管瑞士名義GDP比上海高5倍，但吃飯和理發比上海貴10倍，住房自有率只有上海的一半，所以許多上海市民擁有的財富和生活水平明顯高于瑞士的平均水平。

還有一項硬指标，那就是人均預期壽命，中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預期壽命都達到了80歲，超過紐約。根據我的觀察，人均預期壽命達到80歲的，一定是發達國家水準，全世界沒有例外。所以我們要努力建立一套實事求是的指标體系，更為準确地反映中國和世界的實際狀況，這将是中國軟實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可以大有作為。

如果說GDP更多地反映了量的變化，那麽我們還要注意到中國出現的許多質的變化。韓國《中央日報》2010年2月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華為’現象”，對中國發展從量變到質變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去年年底，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傳出一條讓西方IT行業震驚的消息。中國通訊設備公司華為獲得瑞典的第四代通訊網建設項目。以擁有世界最高通信技術水平自居的愛立信公司便位于瑞典。在發達國家市場，中國公司擊敗全球技術水平第一的公司？業界自然會對此感到驚訝。其實這并不是什麽值得驚訝的事情。華為具備了不遜于競争對手的技術水平，這一切才成為可能。中國還由此産生“華為現象”一詞。不僅僅是IT，電動汽車業的比亞迪、去年在紐約上市的中國臍帶血庫企業集團、太陽能産業的領頭羊無錫尚德等正成長為世界級技術企業。去年開通的武廣高速鐵路中也出現“華為現象”。武廣高鐵平均時速達350公裏，超過德、日、法等發達國家。透過高鐵，我們似乎看到中國的技術開發速度。“不過十年時間，怎麽能……”業界既感嘆又稱贊。

中國的超級躍升是有秘訣的。中國并不是單純地追趕發達國家的技術，而是一下跨過技術開發過程的三四個階段，一躍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實現飛躍。以市場換技術，再把尖端技術移植到中國企業。專家認為，中國在汽車、造船、鋼鐵、航空等大型産業實現了飛躍。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根本原因是國家領導力。過去十多年，研發投資年增長率達20%左右。此外政府還直接參與海外優秀人才的引進工作。企業也積極響應國家政策。正是國家和企業共同努力進行技術研發，才制造出“瑞典沖擊”。在中國各個行業，都活躍着一個又一個“華為”。盡管如此，韓國對中國的認識仍停留在“假冒僞劣國家”。只有改變對中國的認識，才能懂得真實的中國。

應該說這種量和質的共同進步才是中國震撼世界的力量所在。

五、邁向第一

安格斯·麥迪森采用購買力平價法對世界經濟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跨長度的比較研究，并得出了不少令人回味的結論。他認為早在1992年中國經濟規模就已超過日本；到2009年又超過了西歐12個老牌發達國家的總和（英國、瑞士、瑞典、挪威、芬蘭、意大利、德國、法國、荷蘭、丹麥、比利時、奧地利）；到2015年将超過美國；到2030年，将是美國的1.13倍。這不禁使人想起了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曾經說過的一段話：

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安格斯·麥迪森的這個評估正好驗證了毛澤東主席當年的預測。

美國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2010年報告也預測，中國最早會在202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高盛公司2003年曾預測，中國GDP會在2041年之前與美國相當。然而，五年後的2008年，高盛公司又作了類似的預測，但把時間表提前到了2027年。對中國超越美國預測最樂觀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他于2010年在美國《外交政策》上撰文預測：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40年，中國GDP将達123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40%，為全球第一，遠超只占14%的美國。福格爾預測屆時中國人均收入将達8.5萬美元，為歐盟的兩倍多，也超過日本，但仍不及美國。福格爾說，“這是二三十年後的前景，但它正以超過我們想像的速度來臨。”為什麽福格爾作出如此樂觀的預測呢？他的理由是做預測不僅要考慮量變，還要考慮質變。他認為中國現在進入了大規模城市化的進程：“每個工業勞動者的生産率是農業勞動者的5倍，這意味着從農村每轉移出一個勞動力，就會創造出5倍的生産率。”現在還難以判斷福格爾的預測是否靠得住，但他在1999年曾預測到2015年時，中國汽車的年産量将達到1 000萬輛，比當時所有經濟學家都樂觀，盡管1998年中國汽車的年産量才50萬輛。但後來的發展證明，中國到了2009年已經成為世界汽車産銷第一大國，當年銷售了1 350萬輛汽車。

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2010年8月也預計到2015年，美國GDP将占全球的18.3%，而中國将占16.9%。瑞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将在2016年,最遲在2018年超過美國。她的計算中預設了中美雙方大致保持現在的增長率，而人民幣對美元彙率每年升值5%，那麽中國GDP将在2016年超過美國，并在2021年超過美國一倍多。中國經濟學家王建也指出：中國的工業淨産值在2009年第一次超過了美國，中國的工業增加值也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從歷史上看，美國工業規模在1892年超過英國之後的二十年，美國便實現了對英國的全面超越。他預言中國股市在2020年将是美國的4倍。即使按照官方彙率，多數西方學者今天也認為中國經濟大概在2030年左右可以超越美國。

由此看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主流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少則十年、多則二十年，中國将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安格斯·麥迪森還認為，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如果還是不用購買力平價法的話，就顯得很不專業。我自己亦認為：過去承認中國落後是實事求是，今天承認中國的巨大進步也是實事求是。其實，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中國已經登上了，或者退一步說，已經被推上了世界“老二”的位子。風物長宜放眼量，以後我們還可能被推上“老大”的位置，我們當然應該繼續保持謙虛謹慎的态度，不要因為外國人的樂觀預測而得意忘形，不要因為我們自己的迅速發展而忘乎所以。我們面臨的挑戰還很多，很尖銳，但我們也應該做一些未雨綢缪的長線思考。如果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美國，那時候中國應該怎樣在世界上行事，應該如何影響世界未來的發展，特別是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演變。與其老在那裏謙虛推讓，還不如早早做好軟、硬實力上的準備。我們需要新的大國意識。大國需要大智慧、大戰略、大擔當；需要自己的話語權；需要理性從容的國民心态；需要拒絕沙文主義；需要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