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第二章》（二十）

《第二章》（二十）

（二十）

1848年6月撒丁王國在國王卡洛·阿爾貝托的領導下聯同倫巴第向奧地利帝國宣戰，然後來問我的意思——

我只回答了一句：“任何一個教宗，在當前的條件下，都不會支持世俗意義上的戰争，僅僅支持和平意義上的調停與解決糾紛。”

沒錯，這個國王丢下的一大堆孤兒寡母，殘胳膊斷腿的人，最終還是奔向教會尋求庇護。

然後7月24日，這個自羅馬覆滅以來的對外戰五渣，就被德意志奧地利，爆錘一通，在庫斯托紮戰役中慘敗，簽字投降，卡洛·阿爾貝托讓位于其子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

和人類歷史上很多的亂局開端相似，1845—1846年歐洲各地普遍出現農業歉收的狀況，加之1847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于是1848年迎來了這一場，仿佛用暴力就能解決問題的更大問題。

1846年是格裏高利十六世教宗去世的那一年，他死在糧食危機的前端，留給我1847年，在這個瑟瑟的寒風中，廣積糧，高築牆。

在這種貧困中，如同蒙泰尼裏在十幾年前中國看到的那樣，出現了長達六月的幹旱，則“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并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

而後，這數十萬人的□□，在秋日入冬的忽如其來的一場大雨中，前一刻還磨刀霍霍的衆人們，忽然便煙消雲散了，留下一地屍骸，不知道向誰讨還這生命？

法不責衆是吧？

在後世看來，當出現饑荒的時候，應該用最強的社會群體保障，承認當前處于經濟危機，輿論廣泛的開始共同面對凜冬将至，而等待經濟複蘇，是極為有效的方法。

換言之，發救濟糧，整修河道工程，赈與工并濟，讓這個危機的大浪打來的時候，保證小魚小蝦們不死，待經濟恢複，再慢慢退出國家手段幹預。

但在那個年代，似乎沒有屯糧的各王國，各領主們采取的方法，就是打仗。

換言之，找個地方，發洩無處發放的郁悶情緒，合着愛國青年們不知道怪什麽了只能怪羅馬的邊界自兩千年前就沒有勘定的熱血上頭。但實際上也起到了，糧食危機——去打仗，把人死掉一大堆——于是糧食夠吃了，土地能夠承載這些人了，這麽野蠻的循環。

所以我在羅馬廣積糧的時候，蒙泰尼裏在佛羅倫薩也在面對這種困境，在開始探讨大量農民離開土地，湧入工廠成為工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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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經找我來讨論過當前的工人的一天十幾個小時的繁重勞動的及其悲慘的生活問題。雖然農業依然是社會的本質基礎，但晨鐘與晚間彌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終是被工業社會所淹沒。法蘭西康布雷的主教貝爾馬斯上月在拜訪他的時候，他提及這位主教是為法國第一位公開披露其教區礦工每日工作十八小時的主教，甚至公開在法國将這種悲慘的勞動其批判為可恥、不公且不義，違背基督《十誡》中過分強制勞動的問題。然後周日大家沒時間去做禮拜了，除了違背周日宗教意義上的意義，其更是違反了自然修複體力的需求的必要性。此外，會同他曾見過的裏昂的德·博納爾紅衣主教，在他的裏昂和兼任的高盧教區中，他的講道和地方天主教小繪冊在呼籲捍衛勞工權益，作為這個受1845-1846糧食危機後續影響的保障，然後被裏昂當地的《郵報》批判“神職人員與工人合謀”，“沒有提醒勞動人民基督教法律禁止武裝武力”。

于是他找我來進行這份問題的讨論，希望羅馬教廷能據此在下一屆大公會議，能召集讨論，發布官方觀點。

他在那一日，在這個混亂而時刻搖搖欲墜的聖彼得大教堂穹頂之下，與我在羅馬見面。

Rerum Novarum，他最初起草的這份文件，被碎裂的窗戶壓在桌子下，直到很多年後的利奧十三世教宗重新發表了他最初起草的這份文件，成為了規定法定休息日的最早法律溯源。

後世的他們拿着這部19世紀天主教會發布的Rerum Novarum，形成對議會的壓力，通過勞動保障與勞動法。

當然，許多年後，被過度勞動，過度加班的無辜人民會說：“加班這件事情，是連天主教會在19世紀都看不下去的事情了。”

但彼時，就如戰敗的俄國總要沙皇中風來擔責一般，國內有種狂熱的民族情緒将戰敗的情緒歸于教廷，說是沒有教廷的支持所以導致戰敗。

——我早說了不支持去開戰，結果你們戰五渣被人打得滿地找牙，就開始怪東怪西了是吧？

那我是應該直接宣布德意志奧地利禁罰全國，然後像依諾森三世教宗那樣讓德意志神羅全境全國大半年無人下葬，瘟疫蔓延，再死個幾十萬人百把萬人，然後才是符合天主教教義，用神聖的光芒助力意大利？

自己的領土是重要的，他國的人命是不當人命的。

如同當時抓鴉片走私的人一般，自己的錢是錢，東亞人民的命是不當命的。

什麽荒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