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孤舟

孤舟——

《喻文州先生回憶錄》·節選

我與李軒先生初次見面，應是在一九四二年。

那是在一個私人性質的酒會上，來賓大多是商界和政界的中流砥柱。當時藍雨報社正在蒸蒸日上的時候，我作為主編也有幸得到邀請前去赴宴。李軒先生是當年商界的青年才俊，自然也在來賓之列，他聽聞我是藍雨的主編，似乎對報社頗有興趣，前來找我攀談，竟也十分談得來。那個時候他才不過二十六歲，是一個非常溫文爾雅又幽默風趣的年輕人。

也是自那日起，因着偶爾的工作需要以及相投的志趣，我和李軒先生也時常往來，慢慢的便也有些許交情。他出門常常穿西裝，卻并不喜歡一板一眼的穿齊全套，尤其是打領帶，他笑這樣是“老學究和老紳士的做派”，并且說“年輕人就要穿得活潑、利落一點”，因此他總是喜歡松開領子、披着呢大衣的穿法，冬天的時候為了保暖常圍着格子圖案的圍巾，看上去風度翩翩又不顯得古板。

李先生的思想在當時，是很新派的，因此與我頗有些共同話題。他熱情的贊揚共産主義精神，并且憧憬着在中國也能有像蘇聯那樣的大革命，希望能在中國能夠實現共産主義的社會。當年我還不知道李先生其實就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員，但是因我自己也懷有同樣的願望，因此也很是願意同李先生交談，更何況李先生雖是個商人，學問卻也很是高明。

之後有一次采訪，因為前期準備不足而導致了各種原因，使得采訪對象沒能及時聯系上，險些空了一期報紙，幸得李軒先生幫忙牽線聯系上了我想要采訪的楚雲秀小姐，才勉強補救了過來。采訪結束後，我同少天便打算邀請李軒先生來自己住的公寓裏頭吃頓便飯以示感謝，李先生欣然應允，只問能否再多帶一位友人，我自然是毫不介意的。中國人吃飯，便是講求熱鬧，而李軒先生的朋友，想來也應是能和我們合得來。

那天已過了霜降，入夜了以後頗有些冷。李先生一進門就直呼屋內暖和，我去給他開門，見他穿着毛衣外套，卻單單露着脖子，便打趣他說這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什麽都穿齊了就是忘了圍巾，這不風一吹便冷進了肚腸麽。

李先生卻大呼冤枉，而這時跟在他身後的年輕人也換好了拖鞋走進屋來。

那便是我第一次見到吳羽策先生。

他穿一身青色長衫，烏色的眼睛沉沉的，看人時候仿佛能一眼看到心底裏去，整個人如青竹一般磊落而凜然。乍一見面，我只覺這人極冷淡，怕是不好相處——但是後來我明白事實上并非如此。只當時甫一見面，并不相熟，而吳先生又是不善于也不喜歡和陌生人攀談的人，才留下這麽個印象。

李先生卻沒管我心裏這麽千轉百回的想了許多，只笑着指着那條系在吳先生頸間的、與那身長衫極不相稱的格子圍巾說，“你看看這人，這麽冷的天了，出門又總不記得多穿點。我只好犧牲下自己，把圍巾借給他用了。”

我忍不住一笑，卻見得吳先生橫了李先生一眼，還沒等我說什麽，李先生就笑着走過去，幫着他把那捂得嚴嚴實實的圍巾松了開來，順手搭在門口的衣架子上，邊說着，“嗳，我也不是怪你，只是你下次出門多少記得多穿些啊。”

李先生抿了抿唇，到底沒多說什麽，只低低的“恩”了一聲，想是覺得我們仍是外人，不好在我們面前多說些什麽罷。

沒坐了一會兒少天就從廚房出來招呼我們坐下吃飯。

這其實是次挺愉快的會面。只是吳先生似乎不太習慣粵菜的菜式，但是他也并沒有表達出什麽不滿，反而是李先生總是努力的勸他多吃些，在李先生眼中，似是吳先生一直都不太在乎照顧自己，但在我看來，其實不過是李先生關心太過。

席間我們也泛泛的談了一些。我聽他們談話間說到吳先生是唱戲的，而且在上海的永和樓還是個挺有名的角兒。說來慚愧，我雖然平時總愛附庸風雅的聽聽戲，尤其推崇梅博士，也會哼幾句經典的唱段，但正經去戲樓的次數卻是屈指可數。除了幾次應友人邀請以外，大多還是聽的收音機。也因此對吳先生有了些既好奇又戰戰的心情來，一來想和他探讨下戲劇，因我身邊之人多半都不太喜歡聽戲；一來卻又怕自己班門弄斧，贻笑大方。不過一番交談之後，卻發現吳先生其實是個非常和善的人，全然不似他看起來那麽冷淡而不近人情。他在提到戲的時候，雖則語氣仍舊淡淡的，卻不自覺的透出一股子自豪和歡喜的感覺來，連人也放松了不少。所以他雖然提及過自己年少時候學戲，總是如何的不甘願，如何的想要躲得遠遠的，可我想時至今日，他對唱戲确是深深愛着的。

自那次小聚以後，我因為報社事務繁雜，很久都沒再尋到機會同李先生相見。只是我畢竟是辦報紙的，而李先生又是商界的青年才俊，是以偶爾也能從種種地方聽聞關于李先生的零碎事情。也有過幾次短暫的電話聯系，但也總是先辦完公事，再相互問好，聊聊近況，便草草的結束了談話。

再一次相見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了。

那時候少天仍舊留在滇西。前線雖然已經展開反攻，但是戰局仍舊十分緊張。我當時雖然一如平常的上班與下班，心裏卻着實擔心。一則心系我中華能否趁此時機一舉獲得勝利，打退日寇；一則擔心身處前線的同事是否平安。畢竟前線離上海頗遠，縱有書信往來，仍舊滞後了許多。那天我正趕着去郵局寄包裹和書信，雖然報社中有電報機，但是一則電報耗費較貴，二則不宜公器私用，因而寫着私人事務的東西一律還是都寄了信。很湊巧地，就在郵局碰見了李軒先生。

兩年的時間并沒有讓他改變太多，他看上去仍舊是個溫文爾雅又不失活潑的年輕人。他似乎也在寄什麽東西，我随意問了一句，他回答我說他剛從老家探親回來不久，這次是給身在南京的吳先生寄一些家鄉的土産。

于是我便知道了他們兩人竟然是同鄉，還打趣了句難怪你二人總是這樣親近。

李先生只是沖我笑了一下，沒多說些什麽。但那笑容卻是極溫柔，極快活的。我早年也是記者出生，認真修過攝影，也拍過許多的人像，但我仍舊覺得只那個笑容，是我見過的、也是我能想象出來的最好的笑容了。

那也是我在回大陸前最後一次見到李先生。

抗戰勝利後，我家中長輩因着生意上的種種原因打算舉家遷到香港去。我雖然極力想要留在大陸——畢竟戰争剛結束，百廢待興，正是我等青年一盡微薄之力之時，奈何情勢逼人，由于各種原因——并非僅僅是家中的壓力——我于一九四六年離開大陸定居香港，同時在香港創立了藍雨報社。少天以及報社裏昔日一些關系極好且本家原也在廣州的同事在随後亦赴港與我共事，不可謂不是一大幸事。

在那之後，因為香港在當時仍算是英國的“租借地”，加之國內政局風波詭谲，與大陸的音信也就慢慢斷了。待得風波初定，已過了二十餘年，而此時我與少天都早已從報社退休，便思忖着回大陸一趟，去探訪舊友。

只是或許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注定是一個不平凡的春天。不論是對這個國家，還是對我個人。在我們籌備動身前夕，立春的那一天，有一個自稱是李軒先生侄女的女孩兒尋上門來拜訪我。我詢問之下才知，她是當年李先生的族弟李迅先生的女兒。李迅先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因病過世，卻留下遺願要求子女盡一切力量完成，而她為了完成這個遺願，幾經周折才尋到我的處所，前來求我幫忙。

我與李迅先生并不相熟，只有過一次匆匆的照面。剩下的了解，則全都來自與李軒先生的幾次談話間偶然的提及。因而我實在是想不出究竟有什麽事情，需要尋上我來幫忙，我于是邀請她進屋坐下慢慢談，随後聽到的故事，卻堪比報紙上的傳奇小說。

這是一個漫長的、曲折的故事。

我很難如同報紙上的那些小說家一樣寫清楚它在某年某月，發生了某事，因為它太過晦澀，太過隐蔽又太過遙遠。不論是我，還是李女士，都沒有親歷過這個故事，都不過是這個故事裏偶爾擦肩的旁人，因此，也沒有辦法說出它的經過。我只能在此，簡略的寫下它的結局。

李女士自臺灣遠道而來，是希望我能幫助她完成她父親的遺願——送吳羽策先生的骨灰回到大陸。

吳羽策先生和李軒先生當年都是地下黨，并且是一對配合無間的搭檔。而不知為何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只吳先生一個人登船遠赴臺灣，而李先生則留在了大陸，兩人就此斷了音訊。一九五零年的時候，因受“吳石案”的牽連而暴露的吳先生犧牲在了海峽對岸，而李先生的族弟、兩人當年的好友李迅先生用盡多方關系，設法将其骨灰取了出來，卻因為種種原因，直到他臨終時分也沒能回到大陸，将骨灰送回故土。

而這個心願，也就成了他的遺願，由他的女兒代為完成。只是李女士自對當年的事情實在知之甚少，根本無法聯系到當年的故人，也不知該将這骨灰葬于何處，經多方周折，才打聽到我曾是李軒先生和吳羽策先生的舊友，因而上門懇請我幫忙。

我乍一聽聞這事情的原委，難免唏噓不已，兩位先生原是我舊友，本就沒有不幫之理，更何況我與少天原就有回大陸尋訪故人的打算，便一口應承了下來。

到了大陸後，我二人先去拜訪了雲秀，随後聽雲秀介紹去見了方銳先生。聽說他當年與吳羽策先生的交情甚篤，或許能知道些李軒先生的下落。

雖然我知曉吳先生的故鄉是在西安，然而我一對他在西安的親友一無所知——而且吳先生當年似乎本就是長在戲院的孤兒，二卻是覺得這骨灰，仍是交給李軒先生最為合适。當初年少懵懂，并不懂他二人情誼，只當是同鄉的情分，又兼着知己好友的情誼——雖然他們之間也确實是有同鄉、知己和好友的感情，但我知道遠遠不止于此。故鄉故鄉，總要人認定了是安身立命之地，才能稱之為故鄉。

所幸，方銳先生與李軒先生仍舊持續着往來，而我終于在時隔近三十年後，重新又聯系上了李軒先生。他其實住的并不遠——他二人，連同雲秀，都住在一片街區裏頭。

聽聞我來，他原本很是高興。說是昔年舊友要麽戰死沙場，要麽不知所蹤，很難得才能遇見一個還能夠一起回憶回憶當年那些事的人了。他那種欣喜的口氣，讓我幾乎是要不忍心說出我此行的目的，然而受人之托，便要忠人之事，該說的總也要說。

我在電話那頭寒暄了兩句，便直接的說了我此番前來尋他的緣由。畢竟我也不覺得這事情瞞着他便是好，只想着早早說了，再勸他想開些。何況已經過了這許多年，李先生也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恐怕也沒有什麽事情還能将他逼到肝腸寸斷的地步。只是我原是想了數種說辭準備來勸慰他，卻沒想到電話那頭只傳來“啪”的一聲響，像是聽筒落在地上的聲音，随後就是一連串的忙音。這不由得讓我十分擔心，李先生當年和吳老板的情分，我雖是個交情不深的局外人，卻也看得分明。正想着是不是給方銳去個電話直接尋去李軒先生家時，他重又打電話過來。他在那頭說，方才在外頭打電話，不小心給人碰掉了聽筒，但是又不知道我電話，只好打給方銳去問，輾轉再打過來。

他的聲音平平淡淡的，并沒有什麽大起伏。我想着，這畢竟也快三十年了，大抵再難過，也都看得輕了。既然話已說開，接下來的事情就沒有那麽令我為難了，李先生說他自個兒其實早早的就看好了墓址——不過是給他自個兒的，也找朋友交待了後事，畢竟年紀大了，也沒個子女親戚的，萬一哪天去了，不交待的話後事也不好辦——只沒想到那塊地會提前用上。我于是和他約好了第二天在公墓那頭碰頭，轉交骨灰盒子。

第二天八點的時候，我依約到了公墓。這是冬天的早晨，日頭起來的晚，空氣都沒暖起來，抽一口氣感覺沁涼沁涼的。還未走到約定的地方，遠遠的我就看見了李軒先生。雖然我們有近三十年沒有見面，但是我仍舊一眼能夠認出他來。

他穿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仍舊像是我們還剛剛見面的那樣的習慣，領子松開着，脖子上松松的系着條灰呢的格子圍巾，外頭敞着穿了一件黑色的呢大衣，頭上還帶着一頂小氈帽。他聽見我走來的聲音，回頭看見我果然也立刻就認出我來，遠遠地就沖我笑了笑，并摘下帽子揮了揮向我示意——這會兒我發現他到底不同了，帽子底下的頭發再也不像當年那個年輕人一樣烏黑濃密，只剩下可憐巴巴的一小撮灰白色。而那臉雖然依稀還能見到當年那神采飛揚的樣子，只不過多了皺紋，到底是意氣不再了。

我雙手捧着那方小小的骨灰盒子，走得也格外小心，越是臨近墓地越是提心吊膽，簡直是步步驚心。李軒先生看我的樣子，有些歉意地笑了下，拿手上那根拐杖指了指自個兒的腿說，“本來應是我替你親自迎他回來，可我怕自個兒出岔子。”

他說着，還試圖向我走近些許——方才他站着不動，我絲毫沒覺出不對，現下他一走動，我立刻就發現他左腿的姿勢非常奇怪，以致于他走路蹒跚，根本走不穩當。

還沒等我問，他像是立刻就覺着了我疑惑的表情，只雲淡風輕地說，“我家從商，我以前做得也是些不幹淨的營生，上頭說成分不好，要打倒。七二年的時候給打折了一條腿——還多虧了方銳那邊的關系，才僥幸保了一條命。後來下牛棚，沒時間治，就這樣啦。”

他說的簡單，我卻知道那幾年的日子過得肯定不容易，然而他沒給我時間再問，便是要準備将骨灰給放下墓地去。李先生腿腳不方便，卻無論如何不肯把這事情假借我手，我只得站在他身後，看他一邊放骨灰盒子，一邊絮絮叨叨地和我、和“他”說些瑣事。

他和我說的，是他原也想把這骨灰送回西安去，他倒是知道早些年吳先生學戲的那個大院子在哪裏，只是這個地方早就拆了大院，再也沒人教戲了。所以他琢磨着還不如就在這地界了，當年他們在這裏安身立命，在這裏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和熱血，也在這裏遇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同伴，對他們來說，這裏也可算是“家”，是“故鄉”了。

而和“他”說的那些個事情，因為李先生聲音極低，加之我也不願意去探聽他人的這些事情，并沒有聽見多少。于是到最後只記得他同我說，那十年的時間裏頭過得真是不容易，好幾次險些撐不住，卻都想着海峽那頭還有人等着回來能見到他，于是咬咬牙也就硬撐下去了。只沒想到，他撐下去了，那個人卻早早的就撒手而去，臨到頭了，留給他一抔骨灰，端的是這般潇灑。

他邊說着，邊想起什麽似的翻起了自己随身的背包，從裏頭拿出厚厚一打紙來。我原以為是紙錢之類的東西，瞥了一眼卻看見是一打信紙，上頭密密麻麻寫的全是字。李軒先生邊一張一張慢慢地燒着，邊和我解釋說他過這三十年，因了各種各樣的原因，身邊再沒有個體己的人，這人吧，一個人過着日子，時間久了總是難捱，索性就把想說的東西都寫下來，權當是說給人聽了。最開始他不過寫着玩，沒想到慢慢的就養成了習慣，有什麽煩悶的或是開心的事情，就都寫在信紙上，擡頭一律都寫了致吳羽策，就仿佛和過去一樣，兩個人促膝長談一番，心裏也就舒坦許多。

他還說，他把那間小屋子都整成了四四年那會兒他們随口談的時候說的那樣，前屋曬得了太陽，種了一小方地的花，院子正中放一張躺椅，沒事的時候就能躺着曬曬太陽，看看書什麽的。就等他回來，能再把這些個信拿給他看。

他說的平淡，我卻聽得心裏很是難過，更不知道說什麽來安慰他，只好默默地聽着。想來當初我與少天分隔兩地，也是如此這般想着重逢的日子慢慢過着。但我們之前卻不如李先生和吳先生這般音訊中斷甚至陰陽相隔，至少還有鴻雁尺素相通，聊以安慰，實乃我生平一大幸事。

就這麽說着，不知不覺在這墓地待了好些時間，等到把事情都做完，太陽已升的很高，想是該有十點鐘了。李軒先生也終于起身，準備回去，我便跟在他身後，一起向那塊墓碑鞠了一躬，便打算離開。

然而我擡頭時候不經意一瞥，卻驚訝地看見那墓碑上貼的黑白照片，竟是張雙人照。那上頭是年輕時候的吳先生，大抵二十五六歲，穿着一身長衫，坐在影樓的椅子上。他表情肅然，衣着妥帖，頭發也梳的紋絲不亂，雙手端正的交握疊放在腿上，是非常端方的姿态。他身後站着同樣年輕的李先生，穿着一身西服，罕見的打着領帶，拿着手杖，正正經經的穿齊了整套行頭，但是他依舊是溫和的、甚至有些俏皮的笑着，并沒有繃着臉，如此反而襯得吳先生看上去頗顯得刻意而緊張。

“李先生……這未免不太合适吧？”我指着那相片，委婉地說着。畢竟，把生者的照相放在墓碑上總是不大吉利的。

李先生回頭看了一眼，卻只是笑着擺了擺手，對我說道，“也沒辦法啊。阿策不耐煩拍照這些事情，總說‘這人天天都見着你也不嫌煩，還非要花老大功夫去照這勞什子幹甚’，當年我軟磨硬泡也就拍了這麽一張照片，這張還是我去相館取照片的時候偷偷讓多洗了一張，藏在錢夾子裏的。”他說着慢慢也斂了笑容，眼神只看着那墓碑上仍舊是當年模樣的青年，嘆了口氣說，“何況……他一個人在那邊過了這許多年，如今好不容易回來了，我總要陪着他。”

我心下悚然而動，忍不住說道，“有你這樣的情分在，吳先生想也是很欣慰的了。”

我原是想安慰他，卻不成想李先生反而慘然一笑，說道，“他嗎？不，你不了解他。他該是很氣憤才對了……他當年，定是想着沒個十五六年肯定通不了音訊，想着我大約隔個七八年就會——不，應該說就該把他給忘了。娶個媳婦！生一堆孩子！這樣他死也瞑目了！”

我被他突然高起來的聲音給一驚，而他自己似乎也因為突然激動起來的情緒而站不穩當，顫巍巍的像是要摔倒在地。我連忙走上前去扶他，卻恰好撞見他側過來的臉頰，眼睛不知在什麽時候已然通紅，他卻也大方，沒避諱我什麽，擡手抹了抹眼角，嘆了口氣，“對不起……讓你見笑了。”

“不。李先生是至情之人，文州佩服，也可惜。”我陳懇地說着。

他不過搖了搖頭，輕輕掙開了我的攙扶，獨自一個人拄着杖往前走，只說，“這佩服我要不起啊……”

他的背影在這個冬日的豔陽天裏，卻是顯得極孤寂而蕭索，半點也覺不着暖意。

随後我又在李軒先生家中坐了片刻，他經了上午這一番事情，像是有些疲累，我便早早尋了個理由而告辭了。臨行前，李先生開玩笑似的說，聽聞我書法寫得不錯，也厚着臉皮向我要一副字。我自是欣然應允，問他想要題什麽，他不過想了片刻，便報出了河東先生的一首《江雪》：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