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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男人口氣的批語，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像談到三十年前養戲子情況的那條批語，就是一位當時年紀應該在五十歲左右的男子寫下的。當然，在讨論脂硯齋身份的時候，往往又會碰到另外一個困難，就是如果你熟悉古本，你會發現，什麽松齋啊，梅溪啊，還有什麽叫做立松軒的，叫玉藍坡的，這些人的名字出現都是非常偶然、非常少的。但是，另外一個署名後來頻頻出現，就是畸笏叟。畸笏叟和脂硯齋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呢？而且，畸笏叟這個署名最後一個字是“叟”，“叟”就是老頭的意思，那不就是一個男性嗎？所以，這個問題也不能回避，不得不加以讨論。如果你仔細翻閱古本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個問題看起來很難解釋，實際上也不是不能夠加以辨別的。在早期的抄本裏，在庚辰本以前，也就是乾隆二十五年以前的古抄本上，署名最多的就是脂硯齋，畸笏叟為零。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年之後，批語開始出現畸笏叟的署名，而一旦有了畸笏叟的署名以後，就沒有脂硯齋的署名了。這個文本現象，對我們讨論這個問題是有利的，于是可以這樣理解：史湘雲的原型，她開頭一直署名脂硯齋。後來，她改署畸笏叟。

在有些古本當中，比如說第二十七回，先有一條批語，它是脂硯齋的：“奸邪婢豈是怡紅應答者。”是評小紅的。小紅這個人物出現的時候，表現得非常詭異，在那樣一個時代，她膽敢“遺帕惹相思”，她是真遺帕嗎？她就是在和賈芸調情，她很大膽地通過交換手帕來與賈芸定情，打定主意今後去嫁給這個人。看到這樣的描寫，脂硯齋就有這樣一個批語，判定她是一個“奸邪婢”，“豈是怡紅應答者”，就是這樣一個危險的人物，怎麽能留在怡紅院裏面來供寶玉使喚呢？脂硯齋寫下這條批語時，她還沒有讀到曹雪芹後面的文稿，當時曹雪芹跟她合作可能也很有趣，曹雪芹在有的地方還不先告訴她以後怎麽寫，您先看着、先編着再說，于是她有這樣的批語。這條批語有時間上的落款：“己卯冬夜”。這個己卯年應該是乾隆二十四年。就在這個批語旁邊，突然又有一條批語，是後補上去的：“此系未見抄後獄神廟諸事。丁亥夏，畸笏。”畸笏無疑就是畸笏叟的簡稱。這個丁亥年應該是乾隆三十二年，寫在前一條批語的八年之後。這不就是她自己在糾正嗎？當然那時候她已經看過曹雪芹八十回後的文稿，知道了曹雪芹筆下的小紅原來是一個被肯定的人物，後面有她到獄神廟救助寶玉的情節，無論如何不能說小紅是“奸邪婢”。脂硯齋和畸笏叟是同一人在不同年代的不同署名，顯而易見。

周汝昌先生他對史湘雲有專門的研究，他的一些觀點我不盡認同，但是他有很精彩的論述，比如說他提出來在書裏面，有三種禽類是史湘雲的象征。給一般讀者印象最深的，當然是鶴。因為她和林黛玉在第七十六回聯詩時有“寒塘渡鶴影”的名句。其他兩種一般讀者就都很可能忽略。第六十二回，大家一起喝酒，湘雲贏了寶玉，逼着寶玉說一串話，要求很高：“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古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總共湊成一句話。”這很難的，寶玉才思沒有敏捷到那個程度，最後黛玉說我幫你說，黛玉幫着寶玉說了，是這樣：“落霞與孤鹜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腸》，這是鴻雁來賓。”這一串話都象征着史湘雲後來的命運。那一串話裏，“孤鹜”和“折足雁”也是史湘雲的象征，“鹜”是鴨子的意思。鹜、雁、鶴分別是史湘雲一生當中不同階段的不同生命狀态的象征，周汝昌先生指出，“孤鹜”跟“畸笏”的意思相通，“孤”和“畸”都是孤獨失依的意思，史湘雲襁褓中父母雙亡，以“孤鹜”自比當然貼切。當然，“孤”和“畸”也有特立獨行的意思。史湘雲婚後痛失夫君，成了“折足雁”。後來與賈寶玉遇合，窮困中相濡以沫，如鶴渡寒塘。周先生指出，“鹜”和“笏”的古音是一樣，所以，“畸笏叟”其實就是“孤鹜嫂”的諧音——來自金陵的人“嫂”字發“叟”的音，“叟”是“嫂”的調侃性寫法。這樣，就把性別的問題也解答了。周汝昌先生的這個解釋，可供大家參考。歸根結底，我的結論是什麽呢？就是史湘雲的原型就是曹雪芹祖母家族的一個李姓表妹，她的家族敗落以後，她歷經磨難，和曹雪芹遇合，共同生活，并且幫助曹雪芹撰寫了《紅樓夢》。當然，她個人更主張把這部書叫做《石頭記》。她前期化名脂硯齋，後期化名畸笏叟，對這部書不斷地進行編輯整理、加批語。古本裏标明年代最晚一條批語是“甲午八月”，我們由此可以推算出，那是乾隆三十九年的八月。曹雪芹去世是在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的除夕，則她在曹雪芹去世以後，起碼還繼續存活了十一二年。

【全本精校】《劉心武揭秘紅樓夢Ⅲ》作者：劉心武

【編輯推薦】

劉心武紅樓探佚心得大集成，百年紅樓夢未解之迷悉數大揭底！嘔心瀝血二十餘載，綴玉連珠，令真紅樓夢水落石出；打破紅學閉塞局面，另辟蹊徑，傾力還原曹雪芹原作！妙筆生花的紅樓解謎之書——懸念環環相扣，答案漸次浮現。別開生面的知識盛宴——另辟蹊徑，掃除《紅樓夢》知識盲點。紅迷必讀——這是味道獨特的紅樓佐餐，喜歡《紅樓夢》的人不可不知劉心武獨立紅學思想；劉粉必讀——《鐘鼓樓》《四牌樓》讓你為劉心武的藝術創造力叫絕，《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精華本3)》古本《紅樓夢》的真面目大揭底！

【內容簡介】

曹雪芹的《紅樓夢》原本一百零八回，後二十八回因故迷失，一百二十回通行本中，僅前八十回為曹雪芹所著，後四十回乃高鹗續寫。即便是曹雪芹著的前八十回，也并非絕對意義上的真品。

劉心武先生深入研究被大衆視野冷落的紅樓古本，細細點破通行本的瑕疵之處，讀者如夢方醒，方知與作者本意相去甚遠。

“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每個讀者心中都有一部《紅樓夢》，劉心武先生的紅樓心語又作何滋味？古本《紅樓夢》的真面目，劉心武先生的心語體悟，《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精華本3)》将帶你走入紅樓深處。

【作者簡介】

劉心武，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紅學家。其短篇小說《班主任》被視為“傷痕文學”發轫之作；長篇小說《鐘鼓樓》《四牌樓》分別獲得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第二屆上海優秀長篇小說獎。一九九一年起涉足紅學研究，并從二零零五年起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錄制播出《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紅樓夢）八十回後真故事》系列節目共六十一集，反響巨大。

編者按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間，著名作家劉心武多次受邀中央電視臺，在《百家講壇》錄制播出《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觀衆反響空前強烈，讓人記憶猶新。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之所以受到熱捧，是因為劉心武在講座中把他二十年嘔心瀝血研究《紅樓夢》的獨特成果和全部體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廣大觀衆。他不但從金陵十二釵中的秦可卿着手，考證了賈元春、妙玉、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等書中主要人物的生活原型、家世及命運結局，揭開了二百多年來籠罩在他們身上的重重謎團，更對《紅樓夢》八十回後真故事進行推演求證，解開了被高鹗等人篡改歪曲了的《紅樓夢》八十回後全部謎底，把紅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

劉心武對《紅樓夢》人物生活原型的發掘以及對古本的探究，以如此喜聞樂見的文本形式呈現出來，堪稱中國紅學研究史上的石破天驚之舉。他打破了中國紅學界一成不變的以“語言、形象、性格、結構”一統天下的正統研究窠臼，沖擊了幾十年來刻板、僵化甚至是死亡了的紅學話語體系，形成了一個具有文化自覺和個人魅力的開放的閱讀文本。作為二十一世紀的紅學大事，劉心武對《紅樓夢》另辟蹊徑的探究和解讀是具有标本意義的，事實上他帶給紅迷一段不尋常的“《紅樓夢》揭秘之旅”，也受到了觀衆和讀者的歡迎，得到了公衆的體認和尊敬。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對新時代紅學研究有着積極的和不可替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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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系列圖書，随節目播出于二零零五年以來陸續出版，引發巨大反響。在《劉心武續紅樓夢》及新版一百零八回《紅樓夢》（曹雪芹著，周汝昌彙校，劉心武續）出版之際，應廣大讀者要求，我們重新精編出版《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精華本（四卷），作為劉心武紅學研究二十年成果的一次尊貴檢閱，以飨讀者。

紅學泰鬥周汝昌先生認為，“曹學”“脂學”“版本學”和“探佚學”是紅學中“四大支柱”。劉心武獨立的紅樓思想和研究軌跡，成全了他的個人人文趣旨；而他所具有的文化開放精神，使得這套作品如他的小說一般，成為一套智性的妙筆生花的紅樓解謎之書，懸念環環相扣，驚心動魄，你可以像讀推理小說一樣，讀來餘味無窮。在你被這一切所吸引的同時，不得不為劉心武精深的紅學功底而拍案擊節！

劉心武說，一個民族，它那歷代不滅的靈魂，以各種形式在無盡的時空裏體現，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形式，就是體現在其以母語寫出的經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亞及其戲劇之于英國人，曹雪芹及其《紅樓夢》，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我們相信這套書會激發更多的讀者對母語經典著作的閱讀熱望，激起紅迷們對紅樓夢人物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歷史人文背景強烈的探究興趣。

江蘇人民出版社

二零一四年一月

●古本《紅樓夢》真貌揭秘

古本和通行本的故事

聽過我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演講、看過我的兩本《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人士，會注意到我在表述自己的觀點時，一再提到“古本《紅樓夢》”，以提醒觀衆，我的研究，用的是“古本”而不是“通行本”。不斷有人通過各種方式，直接、間接地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

——什麽是古本《紅樓夢》？為什麽應該讀古本《紅樓夢》？

——什麽是“通行本”《紅樓夢》？為什麽說“通行本”有問題？

——既然應該讀古本《紅樓夢》，那麽你能推薦一種好的版本嗎？

這幾個問題問得好。我在下面将詳細回答這三個問題。

《紅樓夢》究竟是誰寫的？經過紅學一百多年的發展，現在大多數人形成了共識：是曹雪芹寫的。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我們也沒能找到他遺留下的親筆手稿。曹雪芹去世前，他的書稿沒有公開出版過，而只是以手抄的形式，從一本變成兩本或更多本，在小範圍內流傳。這些手抄本，筆跡當然就已經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初，可能是跟他關系最密切的親友來抄寫，後來，輾轉傳抄，就更鬧不清抄書的人是誰了。早期抄書的人，應該是出于對書稿的喜愛。從別人那裏借到一部，讀完覺得真好，就想，還書以前，自己為什麽不留下一部來呢？于是耐心抄一遍。但到曹雪芹去世以後，這書的傳播，就像一滴墨水落到宣紙上，逐漸浸潤開來，流傳的範圍越來越大。這時候就開始有出于商業目的而傳抄的人士了，他們可能采取了這樣的辦法：一個人拿着一個底本（比他們抄得早的一個流傳本）念，其餘幾個人邊聽邊寫，這樣傳抄，生産量就變大了。抄那麽多部幹什麽？拿到廟會上去賣。據說挺值錢的，一部書能賣出好幾十兩銀子呢！到了曹雪芹已經去世差不多二十八年的時候，才出現了一種活字印刷的版本，印書的老板叫程偉元。這人在中國的出版史上應該大書一筆，正因為他把所得到的《紅樓夢》手抄本變成了活字擺印本，才使得曹雪芹的這部書能夠更廣泛地流傳。印刷本産量大，而成本大大降低，賣起來便宜，買去看的人當然就更多了。

所謂古本《紅樓夢》，古不古，分界線就是程偉元活字擺印本的出現，那以前以手抄形式出現的，都可以算是古本《紅樓夢》。程偉元通過活字擺印，大量印刷、廉價發行的《紅樓夢》，就是“通行本”的發端。當然，因為那也已經是二百多年前的一個版本了，并且處在一個分界點上，所以，讨論《紅樓夢》版本問題時，有時也把程偉元的印本，特別是他第一次印刷的那個版本（紅學界稱做“程甲本”），也算到“古本”的範疇，而那以後，特別是道光、鹹豐年間開始盛行的《金玉緣》本，就都不能算古本了。

按說，程偉元把手抄的古本《紅樓夢》變成了印刷的通行本，不是做了件大好事嗎？怎麽你現在總說通行本有問題呢？

有一個情況，是我要向讀者特別強調的，那就是：根據周汝昌等紅學家的研究，曹雪芹是把整部書大體寫完了的，八十回以後，很可能還寫出了二十八回，一共一百零八回，整個故事是完整的，把他的總體構思都比較充分地體現出來了，只是還缺一些部件，比如第七十五回裏的中秋詩該補還沒補；也有一些毛刺沒有剔盡，比如究竟把王熙鳳這個角色設計成有兩個女兒（大姐兒和巧姐兒），還是一個女兒（大姐兒就是巧姐兒）？看得出最後他的決定是只有一個女兒巧姐兒，但他還沒有來得及統稿，沒把前後各回的文字完全劃一，留下了一些諸如此類的痕跡。于是，程偉元的問題就出來了。他主持印刷出版《紅樓夢》的時候，前八十回，大體是曹雪芹的古本《紅樓夢》，但曹雪芹的古本《紅樓夢》八十回後的內容，在他印刷出版的書裏，完全沒有了蹤影，卻又出現了後四十回的內容。據他自己說，八十回後的內容，是從挑着擔子敲着小鼓的商販的擔子上，陸續找到補齊的。但後來的紅學家們經過考證，形成了共識：程偉元是請到了一個叫高鹗的讀書人，來續出八十回以後的內容的。高鹗這個人和曹雪芹一點兒關系都沒有，不認識，沒來往，年齡小很多。他替程偉元把書續出來、形成通行本那陣兒，在科舉上還沒有發達，“閑且憊矣”，但他是一個科舉迷、官迷，後來也果然中舉，當了官。他的思想境界、美學趣味，跟曹雪芹之間不僅是個差距問題，應該說，在許多根本點上，是相反的。所以，我現在要再次跟大家強調：高鹗當然可以續書，他續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他絕不是跟曹雪芹合作寫書的人，把他續的後四十回和曹雪芹寫的八十回捆綁在一起出版，是不合理的。

程偉元和高鹗合作出版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紅樓夢》的時候，曹雪芹去世已經快三十年了。那個時代小說這種東西，當做“閑書”讀還可以，當做正經文章去寫，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即使寫了，也很少願意公開署名，甚至明明寫了，別人問到，還會難為情，羞于承認。所以，就是高鹗續寫後四十回這件事，也并不是程偉元和高鹗自己宣布的，而是後來的紅學家們考證出來的。那個時代對小說這種“稗官野史”的著作權根本是不重視的，程偉元印書賣書，他顯然只遵循三個原則：第一，有人愛看，愛買，能賺錢；第二，書的內容顯得完整，特別是講故事的書，必須有頭有尾；第三，安全，別惹事。根據這三個原則，他選擇了已經在社會上流傳了二三十年的手抄本《紅樓夢》來印刷推廣，又找到高鹗來寫八十回以後的故事，形成了這麽一個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高鹗的續書除了将故事寫完整，使全書有頭有尾外，對程偉元來說，最大的好處是避免了大悲劇的結局，到最後把悲劇轉變為喜劇，這樣就比較安全，不至于墜進當時相當嚴密的“文字獄”羅網裏。他們在合作中，為了讓前八十回将就後四十回，還對前八十回進行了大量的删改。上面提到的“程甲本”，是程偉元頭一次的活字擺印本，對前八十回的文字改動得還少一些，第二年因為書賣得好，再加印，加印前又改了一次，那就更傷筋動骨了，許多地方的改動已經不是為了“前後一致”的技術性考慮，而是為了削弱前八十回的批判鋒芒的政治性考慮。為了他們的“安全”，當然也就顧不得原作者的什麽思想境界和審美追求了。這個第二次印刷的本子，後來被稱做“程乙本”。這個“程乙本”從那以後一直到二十幾年前，以各種形式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一般人對《紅樓夢》的印象，也就是對這個通行本的印象。因此，從程偉元開端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通行本，就可以說亦功亦罪，功在于不管怎麽說，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流布開了；過呢，則在于使後來的許多讀者簡直不知道那後四十回根本與曹雪芹無關，而且還大大違背了曹雪芹的原筆原意！

那麽，一定有人要問了：程偉元當年用來進行編輯、擺印的那部手抄本，究竟是一部只有大約八十回的古本呢，還是有八十回以後內容的古本呢？他究竟是真因為拿到手的只有大約八十回，覺得不完整，印出來不好賣，才找高鹗合作（有人認為後四十回續書其實是他跟高鹗一起策劃、編寫的，如果高鹗有署名權，他也該有）弄出一百二十回本子的呢，還是他得到的根本就是有八十回後內容的古本，由于政治性的考慮，才舍棄了八十回後的內容，另張羅出了不會惹事的後四十回來呢？這個問題很難求證。在周汝昌先生與兄長周祜昌、女兒周倫玲聯合校訂的《石頭記會真》第十卷中，收有一篇周汝昌先生的長文《〈紅樓夢〉全璧的背後》，通過詳細論證，提出了他的獨特見解，概括來說，一百二十回印本的推行是一個政治陰謀，是乾隆朝負責文化管制的權臣和親自過問、安排的，是考慮到這本書既然已經在社會上流傳，加以嚴禁已很困難，莫若将具有反叛性的前八十回加以改動，然後用“回歸正統”的後四十回将其性質改變，這樣再在社會上流傳，就對統治者無大礙了。周先生的這個判斷，值得參考。

說了這麽多，我的意思無非是強調兩點：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紅樓夢》不是曹雪芹的《紅樓夢》；——讀曹雪芹的《紅樓夢》要讀古本《紅樓夢》。

那麽，現在我們還能看到的古本《紅樓夢》，究竟有多少種呢？

大體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紅樓夢》，有下列數種：一、甲戌本。這個本子的全名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公歷1754年），那一年曹雪芹還在世。這個本子正文裏有“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句子。後來這個本子在社會上輾轉流傳，到晚清時候被一個叫劉诠福的官僚收藏。他很看重這個本子，但後來世事滄桑，他的藏書在舊書店出現，上世紀初被胡适買到，但那已經是個殘缺的本子了，一共只有十六回（不是從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只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盡管胡适一度認為《紅樓夢》價值不高，但對這個殘本還是非常珍視的。周汝昌還是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時候，在報紙上發表了關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看法的文章，胡适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但絲毫沒有以權威自居，不是嗤之以“外行”，而是平等地與周汝昌讨論。後來周汝昌知道胡适手裏有一部別人都看不到的古本，鬥膽借看，沒想到胡适竟慨然借予，那就是甲戌本。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不但精讀，還跟哥哥周祜昌一起錄了一個副本。後來解放軍圍住北京，周汝昌就主動把書還到胡适家，胡适家裏人開門接過了書，沒幾天，胡适就被蔣介石派來的專機接到臺灣去了。胡适上飛機的時候，只帶了兩部書，其中一部就是這個甲戌本。

胡适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沒有選擇留在大陸，而是去了臺灣。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從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開始，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适這個大目标上。那時候周汝昌已經出版了《紅樓夢新證》，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他是在胡适的《紅樓夢考證》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有可靠的資料證明，胡适在境外看到《新證》後，非常贊賞，認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個有成績的弟子。當時印出來的《新證》上，有對胡适大不敬的言辭，比如稱胡适為“妄人”，後來大陸報紙上又出現了周汝昌批判胡适、跟胡劃清界限的文章，有人告訴胡适，胡适并不在意，他說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仍然對周汝昌的研紅寄予厚望。

又過了半個多世紀，有些年輕人不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翻出舊書舊文章，覺得周汝昌先生怎麽能那樣對待恩師胡适呢？這就說明，即使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們也會被表象所蒙蔽。好在當年負責《新證》出版的編輯文懷沙先生在我寫這段文字時還健在，他在2006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了，竟還能坐越洋飛機到美國訪問，我有幸在紐約跟他晤面，他對我細說端詳：原來，《新證》的書稿是寄給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後，輾轉到了他手裏的，他拿到看了後覺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時候胡适是個政治上有問題的人物，書稿裏卻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适，怎麽辦呢？他也來不及跟周汝昌商量，為出書不犯“政治錯誤”計，就大筆一揮，将“胡适先生”改為了“妄人胡适”。說到這兒他頑童般呵呵大笑，其實他選擇“妄人”還是有他的心機的，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罪名裏，其實并沒有“妄人”這樣一個符碼，他故意不改成“反動分子”、“反動文人”等字樣，而以一個貌似大不恭其實玩笑般的“妄人”，來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适”的指責。現在的年輕人看到這裏，該多些對歷史情勢複雜詭谲的認知了吧？

周汝昌先生自來是個專心做學問的人。在日本占領天津時期，他不去就業，關在家裏閉門讀書、鑽研，這應該是愛國的表現。後來日本投降，中國軍隊進城了，他非常興奮地跑出家門，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國人的隊伍，還寫了文章，刊登在光複後的天津報紙上，裏面有“箪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句子，于是後來也曾有人向他發難：你為什麽去歡迎國民黨的軍隊？因為那時候共産黨的軍隊接收的是東北的城市，天津是國民黨軍隊接收的。一個知識分子，在日據時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複以後去激動地迎接中國人的軍隊，他錯在什麽地方了呢？随着國共兩黨關系的日趨緩和與正常化發展，傳媒也開始正面宣傳國民黨1937年至1945年的對日抗戰，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當年“迎王師”的心情了吧？

但上面提到的那種情況，也确實說明，在中國，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懂學問，卻不谙政治，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政治水平”，是否太苛求了呢？

1954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政治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周先生還不怎麽緊張，因為他跟俞先生的觀點自來不同。俞先生對《紅樓夢》大體是當做純美的東西來欣賞、品味，周先生大體來說注重揭示《紅樓夢》的歷史與家族背景。他的《新證》裏篇幅最大、收羅資料最全的就是《史料稽年》。現在有充分的證據說明，《新證》一出，毛澤東看到後就是喜歡的，這部書成為他的“枕邊書”之一。到了晚年，他更讓把其中的《史料稽年》部分印成線裝大字本，以便随時翻閱。周恩來總理肯定是知道這一點的。“文革”時中央系統的文化人全給送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并宣布他們将永遠在農村裏落戶，周汝昌先生當然也去了，卻在僅僅去了一年以後，忽然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一紙調令，獨将他一人調回北京“備用”。這對周先生本人來說自然是個喜劇，對我們後人，特別是現在和以後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個啓示：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個人命運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來左右的。

把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難理解，當批評俞平伯的事情發展成為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時候，周汝昌為什麽會緊張了。現在某些年輕人查到報紙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就大驚小怪起來。現在和以後的年輕人應該懂得，在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下，如果認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觀點相同，屬于“一類貨色”，那麽，你就是想寫文章“參加批判”、“劃清界限”，也未必還讓你發表出來。當時周汝昌為什麽要寫那類文章呢？原來，是毛澤東發了話，要保護周汝昌。怎麽個保護法呢？一是派他當時的愛将（帶頭批判俞平伯的“兩個小人物”之一）李希凡到醫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訴他他們将發表一篇批評《新證》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樣，屬于“同志式的批評”。“同志式”在當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說沒把你看成敵人或反動觀點的代表。這個安排說明政治家的水平确實高。因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動的胡适資産階級唯心論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學術觀點上并無什麽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盡人皆知，胡适連自己的甲戌本都借給他，兩人的學術觀點關聯處很多，《紅樓夢新證》就是從《紅樓夢考證》發展來的嘛，怎麽能繞過去呢？繞不過，那就來個區別于批判俞平伯的“同志式批評”。二是由《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出面，約周汝昌寫篇既批判胡适也自我批判的“劃界限”文章，保周“過關”。周寫了，改來改去難以達到要求，最後由報社加工，終于刊出。這件事反映了當時一個不懂政治的知識分子的“幸運”與尴尬，更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壓倒一切的社會特征，怎麽能據此得出周“忘恩負義”、“投機”的結論呢？拿這些事去攻擊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人品”，顯然，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別有用心。

你看，光是甲戌本這樣一個古本，就引出來這麽多的故事，真是書有書的命運，人有人的命運啊。

這個甲戌本，是不是曹雪芹親筆寫下的？或者，是不是脂硯齋親筆抄錄和寫下批語的？不是。這仍然是一個“過錄本”，就是根據最原始的本子再抄錄過的本子。當然，它“過手”的次數似乎不太多，應該是很接近最原始的那個母本的。那個母本上可能有曹雪芹的親筆字跡，也可能沒有，但肯定是脂硯齋本人的筆跡。說它是甲戌本，是因為這個本子上自己寫出了“甲戌抄閱再評”的字樣，但脂硯齋的批語，卻不完全是甲戌那一年所寫的。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過錄本上，出現了甲戌年以後的年代的少量批語，有的研究者就判斷這個本子是假的。其實這個現象是很容易解釋的：甲戌年脂硯齋整理好這樣一個本子以後，一直留着，到了若幹年後，還會翻看，偶然有了想法，就又寫在上面，并且寫下時間。如果脂硯齋要造假，何必留下這樣的破綻呢？而且，曹雪芹寫書和脂硯齋批書都是寂寞之極的事情，毫無名、利可收，我們找不到任何造假的動機。

甲戌本雖然只存下了十六回，但它最接近原始的母本，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筆原意，彌足珍貴。但是，我們讀古本《紅樓夢》，不能單讀甲戌本，它缺失的太多，又不連貫。

那麽，有沒有保留篇幅比較多的古本呢？有的。下面會講到幾種：二、蒙古王府本。這個本子現存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