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 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的改寫，可供參考

我個人的看法是，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寫迎春誤嫁中山狼和薛蟠娶來個河東獅，寫夏金桂的家庭背景、性格特點，寫因此對香菱命運的影響，應該大體上都還符合曹雪芹的基本構思，對于一般讀者來說，是無妨當做曹雪芹的文字接受下來的。

●紅樓心語

觀花修竹能幾時？

觀花修竹，後面還有四個字：酌酒吟詩。這是《紅樓夢》第一回，寫到甄士隐這個人物，介紹他的生存狀态時出現的語彙。

書裏說甄士隐的身份是“鄉宦”。查《現代漢語詞典》，沒有“鄉宦”的詞條，查《辭海》，連增補本也查了，也沒有這個詞條，到百度網上去查電子詞典，也沒有這個詞彙，但是點擊網頁，卻有一系列涉及“鄉宦”兩個字的信息出現，多半是古典小說或者相關評論裏的內容，也包括《紅樓夢》裏關于甄士隐的文字。那麽，鄉宦是一種什麽身份呢？

從書裏描寫看來，甄士隐住在姑蘇阊門外十裏街仁清巷葫蘆廟隔壁，從空間位置上說，不在城裏，但也還不是鄉野，用今天的語彙說，是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城裏人認為那裏已經是“郊區”，真正的農村裏的農夫可能又會認為那裏是“街市”。從社會族群的歸屬來說，甄士隐一定是當過官，但書裏看不到他還在繼續當官的跡象，顯然他已經用不着上班理事了，過的是閑居的生活。但是他的年齡呢，說是“如今年紀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觀花修竹能幾時？

名英蓮，年方三歲”，也不能算很老，脂硯齋說曹雪芹的寫法是“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後來寫到榮國府，賈政出場，那員外郎賈政的形象，似乎比第一回的甄士隐還要略老些，每天去上班，案牍勞煩，有時還要出長差，雖然住在豪華的大宅院裏，但真正能夠跟親屬一起享受閑适的機會很少。他在大觀園建成後去驗收時，看到稻香村的景象，說了句“未免勾起我歸農之意”，過去有的論家就說他是虛僞，我倒覺得賈政那樣說，起碼是“一時的真誠”。甄士隐年紀不過是剛及半百，何以就可以有官宦的身份而又不必去打理官宦的事務？他“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成為“神仙一流人品”，“家中雖無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書裏沒有更多的交代，我們無法知道他沒到退休的年齡，怎麽就挂冠而居，看來不大像是被貶斥的，即使是被罷了官，用今天官場的行話來說，也是“軟着陸”，權力是沒有了，尊嚴還在，自己“禀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主動取邊緣生存的姿态，倒也悠哉游哉，自得其樂。

甄士隐在整部《紅樓夢》裏，只是個起引子作用的人物，他和賈雨村一樣，具有象征意義，即“真事隐，假語存”，實際上也就是作者告訴讀者，他是從生活原型出發來寫這部書的，“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攝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也。”

在故事正式開始前的“楔子”裏，曹雪芹還有這樣的說法：“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那時的社會，呈葫蘆型态，兩頭大，中間小。所謂兩頭大，不是兩頭一邊大，富者那一頭，好比接近葫蘆嘴的那個小鼓肚，四大家族，寧、榮二府，都屬于其中的一部分，這個社會族群的基本心态，就是貪得無厭，第七十二回賈琏對王熙鳳說：“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聽聽這口氣，胃口有多大！貧者那一頭呢，好比葫蘆底部的那個大鼓肚，書裏寫到的王狗兒家，算是較窮的了，其實比起那些社會最底層的更大量的生命存在，還是強許多，王狗兒的岳母劉姥姥畢竟還能挖掘出跟葫蘆那頭的富貴鼓肚裏的人際關系來，破着臉跑到榮國府裏去“打秋風”，憑借裝傻充愣插科打诨竟然滿載而歸，這是葫蘆底下那個大鼓肚裏的更多人家不可能有的幸運。曹雪芹寫《紅樓夢》，他主要是寫葫蘆嘴下邊那個小鼓肚裏的故事，葫蘆底部大鼓肚的事情寫得很少，但是，他的了不起之處，就在于通過寫貴族家庭的榮辱興衰，讓讀者對那個時代的整個“葫蘆”的形态，通過閱讀中的想象和補充，都能了然于心。

甄士隐出場的時候，既不在葫蘆的小鼓肚裏，也不在葫蘆的大鼓肚裏，而是在兩個鼓肚之間的那個細頸當中，具體而言，也就是非貧非富。今天把這種人叫做中産階層，這個社會族群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始終似有若無，是“兩頭大中間小”的那個“小中間”。直到上個世紀後二十年以後，這個“葫蘆頸”才開始拉長、變粗，但也只是跟過去比，長了一點、粗了一點，跟兩頭比，就還是顯得勢單力薄、幼稚脆弱。

中産階層最可自慰之處是衣食無憂。說甄士隐是鄉宦，他有沒有定期發放的宦銀呢？看來是沒有，如果有，他後來也就不一定非去依靠岳丈。但他有帶夾道的住宅，書房外有小花園，至少有兩個使喚丫頭和一個男仆一個小童，生活可謂小康。他的經濟來源，應該是當官宦時積攢了一些俸祿，後來置了點田莊，從中取租。

在那樣一個時代，中産階層尤其是一個變動最大的社會族群。葫蘆上頭小鼓肚裏的一些人，會因為種種原因，從那個小鼓肚裏墜落到葫蘆頸裏來，比如書裏的柳湘蓮，就是破落世家的飄零子弟，從生存狀态上看，比甄士隐更暧昧，具有游動、冒險的浪漫特征，但從經濟生活小康和政治上的邊緣化上看，可以與甄士隐一起劃歸到中産階層一類中。葫蘆底下的大鼓肚裏，也會有一些人通過這樣那樣的辦法，使自己從大鼓肚上升到葫蘆頸中，劉姥姥的努力使王狗兒家達到小康便是一個例子；像醉金剛倪二，雖說是市井無賴潑皮之流，但是經濟上逐漸增加着積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主流政治約束自由生活，其實也是補充入中産階層的一員。

中産階層的成員，有安分不安分之別。甄士隐屬于安分者。他滿足已達到的經濟狀态和生活格局，過着享受瑣屑生活樂趣的雅致而悠閑的生活。書裏寫到他抱着愛女到街門前看那過會的熱鬧。過會，曹雪芹沒有展開描寫，但那種鄉俗直到上世紀仍活躍在中國民間，魯迅先生寫過一篇《五猖會》，記錄他目擊的景況：“開首是一個孩子騎馬先來，稱為‘塘報’，過了許久，‘高照’到了，長竹竿揭起一條很長的旗，一個汗流浃背的胖大漢用兩手托着；他高興的時候，就肯将竿頭放在頭頂或牙齒上，甚至于用鼻尖。其次是所謂‘高跷’，‘擡閣，‘馬頭’了……”“卻只見十幾個人擡着一個金臉或藍臉紅臉的神像匆匆地跑過去……”過會，雖然多半有迷信的成分，比如祈雨，但那華麗的游行方式，卻構成了俗世的共享歡樂。

據周汝昌先生考證，曹雪芹出生于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六日芒種節，《紅樓夢》第一回寫一僧一道要把幻化為通靈寶玉的女娲補天剩餘石拿到太虛幻境警幻仙姑那裏，讓警幻仙姑将它夾帶到“一幹風流孽鬼”當中，讓它下凡歷劫，實際就是讓賈寶玉落草時，嘴裏銜上它，因此賈寶玉和通靈寶玉在人世間的“凡齡”，總是一致的。書裏寫到甄士隐夢中見到一僧一道，還與通靈寶玉有一面之緣，還跟到了太虛幻境的大牌坊下，但就在這時，“忽聽得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從夢中驚醒，他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可見是久旱景象，接下去寫他抱着英蓮看過會的熱鬧，那過會的內容，應該就是祈雨。而曹雪芹誕生時，恰逢久旱後降下傾盆大雨，金陵一帶旱情得到緩解，這也是他父親給他取名為的緣由。細讀《紅樓夢》裏第一回的文字，就覺得周先生的論述很有道理，這一回暗寫了賈寶玉的降生，元妃省親那年賈寶玉十三歲，往回推十三年，就是甄士隐抱着女兒在門前看過會的這一年。

甄士隐的中産階層生活，被曹雪芹寫得很生動，也很透徹。

中産階層的居住條件，比貧者要好，但跟寧、榮兩府那樣的貴族階級比起來，就不僅是寒酸，而且，有一個最鮮明的差別，那就是無法享受“隔離帶”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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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裏的寧、榮二府，之間是有小巷隔開的，但那小巷也屬于他們的私産，外人不得擅入，他們也可以根據生活需求加以改造利用。府第有高大的圍牆，門禁森嚴。書裏寫劉姥姥一闖榮國府，“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簇轎馬……蹭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說東談西呢”。劉姥姥上前低聲下氣地去求他們往裏通報，那些人連攆逐她的興致都沒有，“都不瞅睬”，诓她到一邊去傻等，要不是內中一位老年人發了點善心，支使她繞到後門去尋機會，那劉姥姥就是等到太陽落山，也難邁進府門。把貴族階級跟貧民阻隔開的不僅有建築格局上的空間距離，更有由下屬仆人所形成的人際距離和心理距離。

中産階層就難以那麽居住了。甄士隐雖然有還比較寬敞的居住空間，但隔壁就是葫蘆廟，以及其他鄰居。甄士隐本人對這樣的居住條件非常适應，他會抱着女兒到門外看過會。賈赦、賈政乃至賈珍，會出現在府第門外，抱着或牽着自己的孩子，看街上的熱鬧嗎？賈母在大觀園探春住的秋爽齋裏，忽然聽到鼓樂聲，以為那是街上傳來的哪家娶媳婦的熱鬧，圍随她身邊的人們就都笑着跟她解釋，平頭百姓住的那些街巷離得很遠，就是有人娶媳婦，哪裏聽得見？那鼓樂聲，是從府裏梨香院那邊傳過來的，是他們家的小戲班子的女孩子們，在演練呢。社會上的富人，其富貴程度越高，住宅越高級，跟社會貧民的空間距離就越大，情感和心理距離也越遠，這是一種規律性現象。不僅是進入自己的官衙和住宅會有一個隔離帶，就是出行時，貴族人物也有保護性屏障。賈雨村發達後，以新太爺身份重回故地，甄家在門前買線的丫頭早被喝道聲吓回家門，“隐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擡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

有些中産階層的人士，為自己還不能富貴羞愧，主要就羞愧在財不夠巨大、宅不能獨立、行不能氣粗上。

甄士隐卻屬于深谙“小康勝大富”的中産階層成員。他不但會抱着女兒出門去看過會的熱鬧，而且，還會踏着月光，去隔壁葫蘆廟，邀淹蹇寄居在那裏的窮儒賈雨村到自己書房裏共酌節酒，歡度中秋。

麥當勞快餐店的“巨無霸”漢堡包，兩個面包片當中的內容，相當豐富，這裏不去讨論其究竟有無營養價值，只是作為一個比喻，可以形象地知道，當今一些發達國家社會的構成，已經很像那個模樣，就是中産階層已經坐大，成為社會中最主要，也最豐富多彩、多滋多味的一種構成。但是，《紅樓夢》所描寫的那個社會，像甄士隐那樣的中産階層存在，就很難拿肉末火燒裏的肉末來比喻。實際上拿任何一種帶夾餡的食物比拟都不恰當。甄士隐那樣的人物在那個社會裏，即便他主觀上再想超脫，也還是逃不出“受夾板氣”的總體處境。

書裏寫了甄士隐兩次約請賈雨村到書房小酌。中秋節已經是第二次。第一次就在抱女兒看過會之後，那還是白天很長的夏日裏。“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這位嚴老爺是不速之客。按說甄士隐已無官職，無涉公務，可以不必接待這種未預先約定的客人，但是，“家人飛報”，一個“飛”字，打破了平日甄宅的寧靜，要麽是那來客身份非同小可，家人早已知曉，要麽是雖然以前沒來過，但未入宅門便排場來頭吓壞了家人，顯然，這是來自社會葫蘆那上鼓肚的一員，盡管甄士隐已經無職賦閑，也依然不能不立即接待。甄士隐不得不把賈雨村晾在一邊，且去應付。誰知那嚴老爺哪裏是那麽好打發的，甄士隐竟不得不留飯招待，連過書房來招呼一下賈雨村的工夫也抽不出來，賈雨村只好從夾道中出門，自回葫蘆廟去了。

原來我讀“嚴老爺來拜”這一細節，只覺得是為了展開甄家丫頭嬌杏隔窗望見賈雨村，與賈雨村締結出一段姻緣的情節，後來看到帶脂硯齋批語的本子，發現在“嚴老爺來拜”旁邊批着：“炎也。炎既來，火将至矣！”才知道曹雪芹下筆更有深遠的喻意。原來這位“嚴老爺”是不祥之兆，先是甄英蓮被人拐走，後來葫蘆廟炸供，導致火災，“接二連三、牽五挂四，将一流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甄家被燒成了一片瓦礫場。曹雪芹在諧音字上，沒選擇“言老爺”、“閻老爺”而偏選了“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嚴”字構成“嚴老爺”的稱謂，從創作心理上說，我以為，他是想凸顯甄士隐欲隐難隐的嚴峻處境——他主觀上要疏離上層，而上層卻會在必要時挾目的“來拜”，并令他難以脫身。這也是許多中産階層的共同處境，上層對他們的“惠顧”往往并非什麽幸事，而是不祥的陰影。

但是，對于中産階層來說，最易給予他們致命打擊的，是來自下層的刑事犯罪。

賈府裏的巧姐兒，在家敗之前，是不會被人拐走的。巧姐生活在一個被嚴密封閉的貴族大宅院裏，社會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很難混進那個門禁森嚴的空間裏去。第二十九回寫賈府女眷幾乎是傾巢而出，随賈母去清虛觀打醮，巧姐也被帶去，你看那描寫，有多少奴仆圍随，到了道觀，族長賈珍親去坐鎮指揮，一群族中子弟到場各司其職，哪有閑雜人等混入的縫隙。一個剪燈花的小道士回避得晚了點，不慎撞到了鳳姐身上，被鳳姐一巴掌打翻在地，吓得混身亂戰，而仆人們的“拿！拿！拿！打！打！打！”的喊聲響成一片。不是說上層社會絕對不會遭到刑事犯罪襲擊，皇帝偶爾也會遭到那種襲擊，清朝的嘉慶皇帝就在神武門外遭到過城市貧民的行刺，但跟社會的中産階層比較起來，貴族階級由于居住和行動都有足夠的屏蔽與保衛，遭逢民間刑事犯罪襲擊的幾率當然很低，而貧襲貧的幾率也不高，社會刑事犯罪的主要目标，是中産階層，因為中産階層從空間上來說離他們最近，從被屏蔽和被保護的程度上來說，比貴族階級差很多，而油水呢，卻很值得一掠。像甄士隐，元宵佳節，女兒要看社火燈花，他和夫人都麻痹了，沒有細想，就輕率地讓仆人霍啓抱出去看，哪想到半路上霍啓要去小解，便将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就在那麽一小會兒工夫裏，拐子就把甄英蓮偷抱走了。

社會的刑事犯罪，有的是偶然性、随機性的，“人窮志短”，“迫于無奈”，一般小偷小摸、小竊小盜多屬這類；有的則是職業性的，拐走甄英蓮的，即屬此類。後來葫蘆廟還俗當了官衙門子的前和尚，跟賈雨村彙報說：“這一種拐子，單管拐偷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甄英蓮五歲被拐，到馮淵和薛蟠争買時，已經被圈養了七八年，十二三歲了。人口販賣，在當今世界還是頗為盛行的刑事犯罪活動，我們國家也不例外。像元宵燈會這類的俗世共享性社會狂歡，現在有稱為“嘉年華會”的，一般貴族階級是很少參與的。《紅樓夢》裏詳細描寫了賈府的年節活動，他們是在自己的府第裏開宴筵看表演放煙火猜燈謎的，屬于封閉性活動，非常安全。而貴族府第門外街市上的年節活動，屬于開放式，則是以中産階層為主體，許多底層百姓也積極投入的，而刑事犯罪分子就很容易混跡其中。霍啓那樣的單身仆人抱持小女孩游逛，早成他們鎖定的目标之一，在有預謀有技巧而且往往是有組織有網絡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威脅下生存，中産階層真的是安全系數很差，非常地脆弱。

曹雪芹所生活、寫作的時代，大體是清朝的雍、乾時期。康熙朝曹家的榮華富貴，對于曹雪芹來說，主要是聽家裏大人“說古”，第五回寫賈寶玉在太虛幻境進入薄命司，看到存有金陵十二釵簿冊的櫥櫃，不禁脫口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麽才十二個女子？”“常聽人說”，口氣可思。第十六回寫鳳姐說：“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可見小說裏年輕一輩的人物原型，鳳姐原型也好，寶玉原型也好，都沒趕上康熙朝的盛世。

康、雍、乾三朝，因為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而他前後兩位皇帝在位達一百二十年，因此被後人簡稱為康乾盛世。

這三朝，特別是從康熙朝後期，直到乾隆朝初期，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争十分激烈。先是康熙和自己選立的皇儲之間發生越來越明顯的摩擦沖突，有兩立兩廢太子的大風大浪；然後是康熙的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四阿哥等為繼承皇位而進行的暗中較量，結果是四阿哥取勝，成為雍正皇帝；雍正當政以後，不得不花大力氣來繼續撲滅皇族內部的反叛力量，但他仍是一個暴死的下場；乾隆繼位後，努力去撫平皇族內部的政治傷痕，卻仍然在乾隆四年出現了弘皙逆案。皇族內部的權力鬥争會波及到依附于各派政治力量的貴族官僚，包括內務府的包衣世家，曹雪芹家就是因為接連被牽扯進去，而終于“樹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騰”的。但是，統治集團內部的這些權力鬥争，對世俗生活，對社會上一般的小康人家，也就是對中産階層的直接影響，并不那麽大。

盡管這三朝大興文字獄，實施非常嚴厲的思想管制和文化專制，但是也并沒有堵住所有的宣洩渠道，俗世的文化消費依然相當豐富多彩，戲曲和曲藝都在走向繁榮，《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都被創作了出來，并且終于流傳到了今天。

這是中國國力大提升的時期。康熙元年，人丁戶口為一千九百二十萬餘，地五百三十一萬餘頃，征銀二千五百七十六萬餘兩。到康熙六十一年，人丁戶口達到二千五百三十餘萬，外加享受“永不加賦”政策的滋生人丁四十五萬，可耕地增加到八百五十一萬餘頃，征銀達二千九百四十七萬餘兩。雍正暴死前一年，即雍正十二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人丁戶口達到了二千六百四十一萬餘，“永不加賦”的滋生人丁則有九十三萬餘，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九十萬餘頃，征銀數是二千九百九十萬餘兩。到乾隆二十年——那是乙亥年，在那一年之前，甲戌本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已經整理出來，其中有不連貫的十六回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我們可以查到這樣的統計數據：人口（不是戶口）達到了一億八千五百六十一萬餘，各省倉儲米谷總數三千二百九十六萬餘石。可以說，那一百來年裏，中國的GDP在飛速增長，那期間國家版圖也得到展拓和穩定。歷史的宏闊腳步，對家族、個人命運往往是忽略不計的。曹家的興衰榮辱，以及那個歷史時期裏青春花朵的隕落，理想的破滅，道德的淪喪，主流文化的空洞，自由心靈的窒息，都成為一些需要另外讨論的問題。總體而言，不止一位歷史學家會正襟危坐地告訴我們，就國力的提升而言，那是中華盛世。《紅樓夢》，有的論家認為是一部階級鬥争的教科書。作為證據之一，第一回裏寫到火災後的甄士隐只好和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安生，以下的這些句子曾被反複地引用：“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似乎曹雪芹是在寫農民起義對統治集團的沖擊。其實，康、雍、乾三朝，特別是曹雪芹生活和寫作的那幾十年裏，是農民起義相對比較少的時期，當然階級矛盾是一種恒久的存在，貧苦民衆的小規模的反抗是持續不斷的，但大規模成氣候的農民起義，那階段裏就是很少，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沒有，也是歷史的真實。

那是一個詭谲的時代。在那樣的社會狀況下，像甄士隐那樣的中産階層人物，毀滅他和他家庭的因素，既不一定是卷入上層權力鬥争，也不一定是受到農民起義軍的沖擊或脅迫，最主要的生存威脅，是“鼠盜蜂起”，那主要是尚無明确政治目的，只為謀取一己利益的零星反抗行為，說白了，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刑事犯罪活動。當然，天災往往也會摻合到人禍裏，甄士隐先是愛女被竊，緊接着就遭遇回祿，人財兩空，而更可怕的，是遭遇到人性的黑暗，他投奔到岳丈家，不但沒有獲得人間的溫暖與慰藉，他把自己所存積蓄完全交給了岳丈，岳丈卻對他“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導致甄士隐“貧病交加，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最後在聽到瘋癫道人的《好了歌》後，大徹大悟，當即說出一大串《好了歌注》，說完竟将道人肩上褡裢搶過去背着，随那道人飄飄而去，不知所終。

曹雪芹把甄士隐岳丈命名為封肅，諧“風俗”的音。甄士隐原來居住的地方十裏街仁清巷，諧的“勢利”、“人情”的音。這諧音裏有作者很沉痛的心曲。那個時代國力的增強，只體現在版圖的拓展與經濟的提升上，而沒有相應的文化進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沒有精神文明的建設，人心都往壞處發展，勢利眼，暴富心，嫌貧愛富，妒才嫉能，逆向淘汰，宵小猖獗。曹雪芹沒有去寫農民起義。整部《紅樓夢》裏也許只有第十五回裏寫到的二丫頭算得上是個貧下中農。他開篇寫了位甄士隐，從中産階層人物的脆弱入手，去展開溫柔富貴鄉裏的生死歌哭。

中産階層人物，多有慈善助人之心。甄士隐知道賈雨村淹蹇小廟，未能北上求取功名，是因為沒有湊夠路費，就主動提及：“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說完當即命令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并兩套冬衣。“小童進去”，當然不會是自己取銀取衣，銀子和衣服應該都是甄夫人封氏取出來的，書中特別點明甄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丈夫慷慨助人，她不僅絕無嗔怨，還積極配合。榮國府的王熙鳳也幫助過劉姥姥，後來由于劉姥姥讨得了賈母的歡心，第二次離開榮國府時不僅得到贈銀，還帶回了滿車的東西。劉姥姥是個感恩知報的人，根據前八十回裏的一再暗示，我們可以知道八十回以後，當賈府遭難傾塌，巧姐被狠舅奸兄欺淩，幾乎就要永堕娼門的關口，得到劉姥姥一家援救，後來得以和板兒成親，雖然喪失了貴族小姐的身份與榮華富貴的生活，但比起慘死的母親和賈府諸多人物那或打、或殺、或賣的下場，到底還能喘息茍活，度其餘生。

甄士隐幫助賈雨村，并不希求回報。他為賈雨村選擇了一個吉日，并且還打算為賈雨村寫兩封推薦信，帶去京城有利其發展，但是賈雨村接受幫助時只略謝一語，得到銀子冬衣後，號稱“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三更從甄家告辭，五鼓就上路奔其仕途前程去了。

第四回寫賈雨村補授了金陵應天府，審理的第一樁案子就涉及到被拐子拐走的甄英蓮。這一回的文字在似乎平靜的敘述中，格外地令讀者驚心動魄。門子告訴他當官必須知道“護官符”，他因此“亂判葫蘆案”，任由薛蟠占有甄英蓮，并給賈政和王子騰寫信，告知“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以為進一步攀附的資本。這一回裏有一句寫薛蟠內心見識的話，會像鼓槌敲擊甚至錐子紮下般令讀者心悸血流：“自為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有權就有錢，有錢可買權，權錢結合，腐權臭錢，所向披靡，誰可禁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