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 四回，會認為這一回是全書的總綱

讀這一回，我不僅感受到那個時代那種制度的本質性黑暗，更感受到人性深處惡的陰鸷。當賈雨村知道那被兩家争買鬧出人命的女孩子，就是甄士隐的女兒英蓮時，我覺得他除了吃驚，應該多少有些知恩圖報的念頭，就算甄士隐已經失蹤了，應該還可以找到甄夫人，找到英蓮的外祖父外祖母，盡量讓這個恩人的女兒擺脫噩運，他可以在既不得罪薛蟠又讓英蓮回家二者之間去尋求一個變通的辦法。即使到頭來他考慮來考慮去，還是不得不照顧薛蟠的利益，他內心裏總該有一些，哪怕是幾絲愧疚和不安吧？但是，一絲一毫也沒有！

賈雨村被曹雪芹刻畫成一個“奸雄”，他為滿足賈赦的私欲，陷害石呆子，把石呆子收藏的古董折扇抄沒獻上，連賈琏那樣的浪蕩公子都看不過去，他的忘恩負義、勢利陰險、心狠手辣、毫無操守，是那個時代“弄潮兒”良心泯滅的真實寫照。

中産階層的甄士隐無私地幫助了落魄的賈雨村，使其得以躍入上層社會，成為超中産的政治暴發戶。但是，當甄士隐自己從中産階層堕入貧困窘迫的境地，當他的女兒被拐子養大賣給富人家作侍妾，當他的夫人先失女再失夫絕望孤獨，而賈雨村在知道這些并且握有相當權柄，如果想報恩行善不是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卻選擇了冷酷與背叛。這是甄士隐的悲劇，也是整個中産階層的悲劇。個人的行善無助于社會的改進，更無法剔除陰鸷靈魂中惡的存在。

曹雪芹沒有更多地去展現中産階層的生活，在前八十回的第四回以後，就沒有甄士隐的故事了。當然，八十回內有些角色，似乎還勉強可以歸入中産階層範疇，比如秦鐘、柳香蓮、倪二、賈芸、賈芹、賈璜及其璜大奶奶、冷子興、已經擺脫了貧困狀态的襲人哥哥花自芳一家、得到經濟援助後生活大有改善的王狗兒一家等等，但無論從經濟上的小康程度和人格上的獨立意識來衡量，他們都離現代社會的中産階層還很遠很遠，基本上全是夾在貴族與赤貧者之間的一些暧昧的存在。

中産階層的不能壯大成熟，社會貧富兩極的懸殊越來越大，社會的穩定就主要靠皇權的威嚴和統治者對社會矛盾的一再調适，也就是所謂的“恩威并施”，來取得效果。稱“康乾盛世”，也就說明在那期間效果确實不錯。就是雍正，在忙于收拾政敵的時候，也非常認真地出臺一系列平息貧富矛盾以求社會穩定的政令措施：雍正二年，二月，禁裏長、甲首招攬代納錢糧；五月，禁官弁剝削運丁；十一月，免陝西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年地丁錢糧；十二月，免江南水災區額賦。再看雍正十三年，他八月暴死前的作為：正月，命禁私鹽不得株連，并不許禁捕挑負四十斤之老少、男婦；六月，禁松潘各鎮私斂番民；七月，命州、縣查災雜費動用公帑，不得攤派于民。這些政令措施很明顯有制止官員貪污腐化、魚肉貧民和予民實惠、休養生息的特點。

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于證明靠皇權專制和皇帝及其統治集團的自我調節，是無法使大地上建立起真正公平合理而又人道健康的生活的。曹雪芹是二百多年前的人，他不可能用我們今天習用的那些觀念來思考和诠釋問題，何況他撰寫的《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不是社會學（更不是政治學）著作，但是，我們今天按“接受美學”的原理來讀《紅樓夢》，卻也可以中獲得啓發。

曹雪芹通過賈寶玉之口，宣布“世法平等”。《金剛經》裏有“是法平等”的說法，曹雪芹是故意把“是法平等”寫成“世法平等”的，就像他故意把“好事多磨”寫成“好事多魔”一樣，有他深刻的用心。

只有讓社會的中産階層壯大起來，使社會上的大富與大貧都成為“一小撮”，才能夠大體說是一個平等的社會。經濟上的平等會帶來政治上的以協商和契約為內涵的社會民主。

面對貧富苦樂不均的社會，激烈的社會革命，以暴力改變現實，一旦出現，天然合理，卻多半又會以暴易暴，派生出新的問題和危機。最好的辦法還是堅持改良，和平漸進。而改良的第一步，是實現均富。

曹雪芹在《紅樓夢》裏，表達出了他的均富理念。

十幾年前，那樣的文章頗多，就是從《紅樓夢》裏探春理家的情節裏，揭示出經濟承包的做法，早在大觀園裏就存在了。探春理家，李纨、薛寶釵襄助，她們首先強化管理，比王熙鳳的做派更細密，惹得裏外仆衆抱怨：“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曹雪芹的高明，就在于不是一味站在探春一邊看問題，他提示讀者，管理者固然有他們的道理，但被管理者的感受，也是決定事态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薛寶釵協助李纨探春理家，先說了一句“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可謂至理名言。她們從賴大家那裏獲得啓發，原來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賴家的花園子比賈府大觀園小許多，但就靠着把一切東西皆轉化為金錢的經營方式，除了自家戴花、吃筍等不用外買節約出許多開銷，還可将多餘東西外賣出二百兩銀子來。天下東西皆可用，寶釵接着說：“既可用，便值錢。”探春算起賬來，越算越興奮，于是三人就計議了一番，在大觀園實行興利剔弊的新政，實施承包責任制，以提升大觀園的GDP值。

承包的前提，是将個人責任與個人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說破了，也就是首先承認人皆有私心，人性中皆有惡，因此順其心性，加以駕馭，“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因為所承包的事項關系到自身收益，所以會盡心盡力，一定會努力地降低成本、減少浪費、提升技術、珍惜收益，一個一個的承包者皆是如此，則大局一定繁榮。用寶釵的話說，就是光一年下來的生産總值，就“善哉，三年之內無饑謹矣！”

但承包的做法，是揮動了一把雙刃劍，一邊的劍刃用于提高生産積極性，很鋒利，一邊的劍刃卻很可能因為沒能轄制住人性惡，而使獲利者的私心膨脹，傷及他人，形成不和諧的人際龃龉，甚至滾動為一場危機。曹雪芹的厲害，就在于他不僅寫出了“敏探春”、“時寶釵”她們的“新政”之合理一面與繁榮的效果，也用了很多筆墨寫出了因為沒有真正建立起公平分配機制，所形成的大大小小的風波，僅從看角門的留杩子蓋頭的小幺兒與柳家的口角，就可以知道承包制使大觀園底層仆役的人際關系比以往更緊張了，一個個兩眼就像那黧雞似的，眼裏除了金錢利益，哪裏還有半點溫情禮讓？

薛寶釵是個頭腦極清醒的人，所謂“時寶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摩登寶釵”，就是既能游泳于新潮，又能體諒現實的因循力量，總是設法在發展與傳統之間尋求良性的平衡。她一方面肯定崗位責任制，一方面又提出了“均富”的構想，這構想又細化為：一，大觀園裏的項目承包者，既享受稅收方面的優惠，不用往府裏的賬房交錢，但他們也就不能再從賬房那裏領取相關的銀子或用品，比如原來他們服侍園裏的主子及大丫頭們，要領的頭油、胭粉、香、紙，或者是笤帚、撮簸、撣子，還有喂各處禽鳥、鹿、兔的糧食等等，此後都由他們從承包收益裏置辦；二，承包者置辦供應品外的剩餘，歸他們“粘補自家”；三，除“粘補自家”外，還須拿出若幹貫錢來，大家湊齊，散與那些未承包項目的婆子們。薛寶釵在闡釋這一構想時，一再強調“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失了大體統也不像”，“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裏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她特別展開說明，為什麽要分利與那些并沒有參與承包的最下層的仆役：“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撐船，拉冰床，一應粗糙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裏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份內該粘帶些的。”

薛寶釵的“大體統”，當然是指賈府的穩定，起碼是表面上的繁榮與和諧。過去人們讀這回文字，興趣熱點多在“承包”的思路上，對與之配套的“均富”構想重視不夠。我們的現實社會，實行“承包”已經頗久了，甚至有人已形成了“改革即承包”的簡單思維定勢。實際上“承包”不是萬能的，有的領域有的項目是不應該承包給私人的，而實行承包也不能只保障直接承包者的利益，而忽略了沒能力沒興趣沒必要參與承包的一般社會成員，特別是社會弱勢族群的利益。薛寶釵的“均富”構想，雖然很不徹底，而且在她所處的那樣一種社會裏，也不可能真正兌現，但是對我們今人來說，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特別是她能考慮到如何讓大觀園裏擡轎、撐船、拉冰床的做“粗糙活計”的苦瓠子們，也能“粘帶些”體制改革的利益，以保持社會不至于因“失了大體統”而“不像個樣子”，這一思路，無論如何還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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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過頭來說甄士隐。他那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的神仙般的中産階層生活為什麽不能持續，很輕易地就被擊打得粉碎？就是因為他生不逢時，沒趕上今天中國的大轉型、大變革。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已故前輩吳祖光先生。吳先生生于1917年，2003年駕鶴西去。他穿越了20世紀，跨到了21世紀。晚年的吳先生，最喜歡揮毫書寫的四個字就是“生正逢時”。

以宏闊的歷史眼光看待我們所處的時空，個人的榮辱悲歡都卑微渺小。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嘔心瀝血寫成的《紅樓夢》，盡管有如古希臘那尊米羅的維納斯般殘缺，其凄美的藝術魅力和超前的人文思想穿越時代，将霹靂閃電般的啓蒙光亮一直照射到今天。

觀花修竹能幾時？

對于當今中國的中産階層來說，焦慮雖然依然存在，卻已經漸漸不再那麽脆弱。

以适合于自己個人處境、性格的方式，參與社會變革，以理性駕禦感情，争取社會公平、公正、公決的實現，推動建立和完善全民共享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和平漸進的步伐使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學。在這樣的前提下，過好自己的“小日子”，觀花修竹，酌酒吟詩，長遠地享受心靈淨化的如歌生涯，該是可持續性的了吧？

獨在花陰下穿茉莉花

我特別喜歡曹雪芹的敘述方式，有的人把小說家如何進行敘述，叫做“文本策略”或“敘述策略”，你讀古本《紅樓夢》——現在咱們能看到的古抄本，這部書的書名都稱《石頭記》，但乾隆朝，跟曹雪芹同時代的一些人，說起這本書，卻已經稱做《紅樓夢》——特別是甲戌本的楔子和第一回，那些句子流動得那麽自然，但是，細追究，那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呀？卻不那麽好區分。

“紅迷”朋友們都會注意到，第六回開頭，把第五回的情節收束住以後，曹雪芹往下寫，就有這樣一段話：“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并沒個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裏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倒還是頭緒……”于是，我們緊跟着就看到了“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的生花妙文。曹雪芹真有意思，他把自己的敘述策略的形成，爽性獨在花陰下穿茉莉花直接告訴讀者。

我自己研究《紅樓夢》，動機之一，就是跟他學習用方塊字寫小說，當然也不是僅僅學技巧，學文本策略，更重要的，是體味他那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我閱讀、研究《紅樓夢》，心得真是不少。但這回究竟從哪裏說起？學一下曹雪芹寫第六回的辦法，就是那天忽有一白領女士來訪，她是受我一親戚之托，從外地出差回來，順便給我帶來一盒藏雪蓮，說是可以改善我的身體狀況。道謝後，留她茶話，她對我的《揭秘》講座很關注，書也讀過，就問我，關于迎春，能不能再作些分析？這令我頗為驚詫，因為一般“紅迷”朋友，迷這個，迷那個，很少特別關注迎春這個角色的。我就問她：怎麽會對迎春感興趣？

那女士，讓我叫她阿婵，微微低下頭，多少有些羞澀地說：“我覺得，自己跟迎春一樣地懦弱。像我這樣的家庭、學歷背景，又從事這份白領職業，可以說，比那些民工，不知強了多少倍，比您在《當代》雜志發表過的《潑婦雞丁》、《站冰》裏頭那些底層人物，甚至算得是人在福中了。可是，我還是常常心裏發慌、發怵……”我說了句：“時代完全不同了哇。”她擡起頭，問：“那麽，性格即命運，這話，難道不是貫穿于各個時代嗎？”當時，我被她問住，一時無語。我們又聊了些別的，她告別，我送出，轉身離去前，她還跟我說：“反正，希望能再分析分析迎春。”

阿婵的建議，一直響在我的耳邊，關于迎春的思緒，也就在我腦海中旋轉不已。是啊，何不多琢磨琢磨迎春這個形象呢？《紅樓心語》就話說一下迎春，不也很有意思嗎？

直到父母包辦，被嫁給中山狼以前，迎春應該算是幸福的。

迎春的出身，我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在前面講座，我曾指出，邢夫人是賈赦續娶的填房，有讀者來信跟我讨論，他說，邢夫人沒有生育，并不一定就是填房，因為賈琏和迎春可能都是妾生的。通行本上，說迎春是姨娘所生。但是，在甲戌本上，明确寫着她“乃赦老爹前妻所生”。通過對第七十三回裏，邢夫人數落迎春的一番話的細致分析，我的判斷是：賈赦先有一正妻，生賈琏後死去；賈赦一個“跟前人”，又生下了迎春，但這個“跟前人”後來比賈政的“跟前人”趙姨娘“強十倍”，迎春完全可以比探春腰杆硬，可見，迎春的生母一度被扶正，在那種情況下，說迎春“乃赦老爹前妻所生”當然就說得通了；但是，這個填房夫人竟然又死了，于是才又娶來邢夫人為正妻，而邢夫人沒有生育，自稱“一生幹淨”。因為賈母喜歡女孩，迎春打小就被賈政接到榮國府來“養為己女”（至少兩個古本上有這樣的交代），一直在賈母身邊生活，大觀園建成以後，寶玉和衆小姐奉元春旨意入住園內，書裏交代迎春住在紫菱洲的綴錦樓。

第三回寫黛玉進府，只帶了一個自幼奶娘王嬷嬷，一個一團孩氣的小丫頭雪雁，賈母疼愛她，就把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鹦哥給了黛玉，後來這個丫頭被喚作紫鵑。書裏寫道，除此以外，賈母的安排是：“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嬷嬷，除貼身掌管釵钏盥沐兩個丫鬟外，另有五六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可見對迎春的奴婢配備數量，已成了榮國府裏小姐待遇的一個标準，這個标準是非常高的。我們從書裏的交代又可以知道，迎春這些小姐，每月的零花錢标準是二兩銀子，第三十九回，劉姥姥感嘆榮國府吃一頓螃蟹就費去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那麽，光是迎春等小姐一個人每月的零花錢，就夠劉姥姥那樣的莊戶人家過一個月的豐足日子了。逢年過節，迎春等小姐還會得到宮中賞賜。參加節慶活動的時候，家裏還給她們準備好了一些昂貴的飾物，比如頭上要戴攢珠累絲金鳳。

迎春沒有探春那樣的因是庶出而形成的心理陰影，這當然是因為她的生母後來比探春的生母強了十倍，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說她“乃赦老爹前妻所出”，人們既然這樣看待她，她也就沒有遭遇到探春那樣的一些尴尬事。

第二十三回，寫賈政夫婦召見衆公子小姐，寶玉去得最晚，“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賈環站了起來”，為什麽迎春仍然坐着？因為她年齡比寶玉大，是堂姐。根據那個時代那種宗法社會的倫常秩序，迎春即使性格懦弱，也無需站起來，并且不能站起來。榮國府的日常生活是按封建禮法組織起來的，在這個前提下，迎春不用自己争取，該享受到的禮遇她全能享受到。

迎春在那個社會裏，是侯門小姐，親父襲着一等将軍爵位，養父在朝廷裏擔任有職有權的官吏，過着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悠閑生活，她沒為社會生産出任何價值，卻每天消耗着勞動者的血汗。這樣一個生命，有什麽好為她惋嘆的呢？

阿婵又來做客。我們就讨論這個問題。

阿婵說，迎春屬于社會強勢集團裏的弱勢人物啊！

在這一點上，我們形成了共識：社會各族群各階層，固然有強勢與弱勢之分，但在所謂強勢族群和階層裏，也有其邊緣人物，他們相對而言，可以說成是強勢中的弱勢。

阿婵說，她常有那樣的聯想，就是自己跟迎春有某些類似之處。從她自身的狀況而言，在當前的社會裏，屬于職業不錯、收入頗豐的中産階層，她有時會接觸到快遞公司的快遞員、快餐廳和超市的服務員、開出租車的“的哥”“的姐”、物業公司的保安和綠化工人等等，想想那些人的狀況，她知足。但是，她卻不能“常樂”，甚至于，常常陷于憂郁。她說她的心理狀态還算好的，她的一位同事，同齡的“白領麗人”，就已經患上了抑郁症，雖然已經投入了治療，但效果不佳。阿婵說很怕自己也跌入抑郁症的坑穴。

我理解，阿婵他們那一代都市人，之所以憂郁甚至抑郁，主要是社會的競争機制，給予他們心理上很大的壓力。阿婵在和我讨論中，常提及我近年的小說，她說我那發表在2004年《當代》的《站冰》，裏面的幾個底層人物，或者被歷史的記憶所困擾，或者面對現實的陰暗面可以用比較粗糙的方式應對，但是，像她這樣的“都市白領一族”，歷史于他們而言淡如煙雲，現實的刺激呢，卻敏感得要命。雖然坐在星巴克咖啡館品一杯卡布其諾，翻閱着一份時尚雜志，似乎是在輕松地閱讀關于妮可·基德曼私人生活的一篇報道，其實，心裏塞滿的是苦杏仁，血管裏流淌的是黃連汁。為什麽往往是扔開那精美的時尚畫報，而如癡如醉地翻閱朱德庸的《關于上班這件事》？個中原由，不必點破道明。

阿婵向我建議，今後無妨寫寫“當代迎春”的生活。她說，你寫底層，哪位底層的人士能讀到你的小說？當然，把底層寫給中産階層看，也有一定意義，但是，中産階層自己也接觸底層，何勞你來展示其生存狀态？要說喚起同情與關注，那麽，也不需通過小說來觸動良知。那麽，你竟是寫給上層看？那就更會希望落空，大概看到你寫底層人物小說的上層，比看到你那小說的底層人物，還要少，甚至于接近于零。你不如多寫寫中産階層，讀小說相對還多些的這個社會族群，讓他們從親切的文學場景裏，去獲得些啓迪為好。阿婵跟我來往不久，就能這樣坦誠建言，令我感動。不過她對題材的褒貶，我還不能馬上認同，容當思考後細論。我對她說，聽了你這些話，我對你為什麽對迎春這個角色感興趣，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咱們就細說迎春。

迎春在榮國府裏，說她是強勢群體（主子）裏的弱勢個體（懦小姐），當然說得通。曹雪芹實際上也是這樣來給她定位的。

榮國府裏的主子之間，有明争，有暗鬥。邢夫人雖然不住在榮國府裏，但是她每天要從自己住處到榮國府來，給賈母請安。邢夫人跟王夫人的暗中較勁，書裏寫得不少。賈政王夫人把賈琏夫婦請到榮國府來管家，按說，對賈赦邢夫人而言，是一樁體現家族和睦、弟兄互助的美事，但實際上出現的事态，卻是賈政不問家事，王夫人把大權完全給予了鳳姐，賈琏成了個被鳳姐轄制的配角甚至傀儡。邢夫人怎能甘心自己作為長房長媳而毫無發言權、控制權的局面呢？她就常常通過給鳳姐出難題，來掃王夫人的臉面。繡春囊事件，由邢夫人把那囊封起來交付王夫人而引發，邢夫人實際上就是對王夫人發難：你不是榮國府正牌诰命夫人嗎？看看你當的什麽家！看看你那內侄女拿權使勢，把大觀園弄成了什麽樣兒？

對迎春，邢夫人何嘗有什麽感情，本來那也不是她“身上吊下來的”（這是她自己使用的語言），但是，她也還是把迎春當做一張牌，必要的時候，也會算進賭注裏。第七十一回，寫賈母八旬大壽，來了貴客南安太妃，南安太妃提出來要見寶玉和小姐們，賈母随口吩咐，讓鳳姐去叫寶玉、黛玉、寶釵、湘雲，“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吧”，這顯然是對迎春和惜春的輕視，兩位小姐自己倒無所謂，“邢夫人自為要鴛鴦之後讨了沒意思，後來見賈母越發冷淡了他，鳳姐的體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來了，要見他姊妹，賈母又只令探春出來，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內早已怨忿不樂”，于是抓住榮國府兩個值夜班的婆子說了“各家門，另家戶”的話後，鳳姐決定對其處罰一事，便“嫌隙人有心生嫌隙”，在賈母的壽誕慶典還沒落幕的時候，當着衆多的人，以所謂替婆子求情的幌子，給鳳姐一個大沒臉，當然也是“敲山鎮虎”，給王夫人一點顏色看。

在賈氏家族中，即使身為千金小姐，生存也有艱難的一面，心氣稍高，壓力感就會越重。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但是“生于末世”，又是庶出，她就常常因此不快樂，甚至于氣惱、憤慨。探春在心理上，升騰點定得頗高，“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而承受點又非常之敏感，“我們這樣人家人多，外頭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裏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我但凡有氣性，早一頭碰死了！”“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探春的性格，決定了她是抗争型、穎脫型生存。

迎春跟探春恰成鮮明對比。她在心理上，沒有為自己設定什麽升騰點，元宵節猜燈謎，只有她和賈環沒猜對，因此沒得到元春賞賜，她“自為頑笑小事，并不介意”；大家打牙牌，她說錯牌令被罰，笑飲一口酒，全無心理陰影。她不僅滿足于自己的生活現狀，就是那應有的生活品質被外部因素所幹擾導致降低，她也得過且過。她是知足型、将就型生存。邢夫人的侄女兒邢岫煙被派住到迎春處後，本來也每月發二兩銀子，邢夫人卻讓邢岫煙拿出一兩銀子給其父母，這樣，邢岫煙的零花錢就不夠用了，在綴錦樓裏鬧出許多或明或暗的糾紛，迎春呢，對之不聞不問，這倒也罷了，畢竟那是表妹的事情。可是，後來事态發展到她的乳母把她的攢珠累絲金鳳偷拿去當掉，作為賭資，并且在榮國府裏成為仆人中的大賭頭之一，被查出來以後，乳母的兒媳不僅不去贖出那攢珠累絲金鳳，還大搖大擺走進內室，催促迎春去賈母跟前為其婆婆求情寬免，這情景被探春等看到，探春就敏感得不行，首先認為這是違背了封建大家族的基本法規，“還是他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後就治我并四姑娘了？”“物傷其類”，“唇竭齒亡”，“我自然有些驚心”，但是迎春依然麻木不仁，她宣布她的處世法則是：“問我，我也沒什麽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問，我可以隐瞞遮飾過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于是，她就繼續讀《太上感應篇》，真個是心平氣和。具有革命性叛逆性的黛玉，就批判她是“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

阿婵聽我分析到這裏，就問：您認為曹雪芹是在批判迎春嗎？她說她自己，真的很像迎春，比如對公司裏的一些積弊，對與公司有關系的某些政府職能部門裏的某些“公仆”的腐敗，以及公司同事之間的一些恩怨糾紛，她就采取了迎春式的态度和應對方式：壞的事我不卷入，但我也無力量無信心去杜絕它；“太陽下面無罕事”，就是辭了這裏，到了另一處，甚至國外，“天下烏鴉一般黑”，哪位老板不是為利潤而雇傭你的？哪家公司能真正跟寧國府門前那兩個獅子似的幹淨？哪裏的同事間能沒有明争暗鬥？哪個政府裏全無腐敗？聯合國還存在“石油換食品”的腐敗案哩！而且，現在的她，貸款買了房子，每月必須掙錢供房，目前又正在駕校考本，準備貸款買車，掙錢的壓力很大，又哪裏經得起折騰變化？眼下所在這家公司，好的一面壞的一面都是常态，自己靠自己的一份能力，可以掙到夠用的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也就無妨迎春式地得過且過，當一個善良的懦小姐足矣！

我就對阿婵說，你能看透，目前世界上任何一處地方，無論什麽種族，什麽文化傳統，什麽社會制度，哪一個具體的社會細胞，都沒有達到理想的狀态，都沒成為化作了現實的烏托邦，這是好的。這就可以不必焦躁，不必試圖以爆破性的、一次性解決的、激進的方式，來改變世界。

我們所面對的種種社會陰暗，種種實際問題，實際上，最深處，都是人性的詭谲。我們活着，必須直面人性，不僅要直面人性的光亮與善良，更要直面人性的陰暗與詭谲。

我認為，曹雪芹他寫這些人物，寫金陵十二釵，很難說他一定是在歌頌誰批判誰，他寫出了人生存的艱難。每一個人的性格跟別的人都不一樣，像迎春和探春，反差多麽大啊，但是，無所謂探春就對迎春就錯，也不能說迎春就值得同情探春只值得嘆息。

我對阿婵說，我很理解她的具體處境，以及她的處世策略。像她這樣的中産階層人士多起來以後，貸款所形成的社會鏈條關系，以及物質生活的優化，是社會生活的穩定劑，這樣的人士很難再采取激進革命的方式來改變社會，因為那樣的話，首先遭到毀滅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小康生活。迎春般的性格，以及迎春式的“我自己絕不壞，我也不故意縱容壞，但是壞的偏要壞，我也沒有辦法”的生活哲學，也就在這個中産階層裏獲得了存活的空間。

但是，我們今天來讀《紅樓夢》，來研究迎春這個角色，除了承認這樣的生命存在的某種合理性，也确實還需要從其悲劇命運裏汲取教訓。

我對阿婵說，你雖然自比迎春，但是，迎春在出嫁以前，她內心裏，沒有什麽掙紮，而你呢，盡管采取了迎春式的生存方式，內心裏卻時時泛出苦澀。所以，迎春懦弱而并不憂郁，你呢，卻在孤力無援的感覺中，常以自責而痛苦。阿婵承認，是這樣一種情況。

曹雪芹寫迎春，以撥動紛亂如麻的算盤象征她的不幸，那就是她始終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任憑命運的巨手随意撥弄她脆弱的生命。第二十二回，大家作燈謎詩，她那首的謎底就是算盤。第三十七回結海棠詩社，她和惜春詩才遜色，自身也沒多大的詩興，衆人明知，也就給她和惜春各戴一頂高帽，算是副社長，迎春負責限韻。當時大家要詠白海棠花，不是木本的海棠樹的那個海棠，是栽在花盆裏的草本海棠花——大家讓迎春限韻，她就說：“依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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